实录究竟起源于何时?

实录是我国封建史学中的一种重要史体。《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注录梁代实录三部,武帝时两部: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三卷,《梁太清实录》八卷;元帝时一部;谢吴撰《梁皇帝实录》五卷;过去不少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古代实录产生于梁代,唐以前的实录也仅此三部。     

清代实录馆考述

清代实录馆为例开之馆。皇帝晏驾之后，嗣位者必为之开馆纂修实录。因实录非常设机构，故《清会典》、《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和《清史稿·职官志》皆不言及，学术界对清代实录馆亦不甚了了，这与实录馆在诸修书馆中的至尊地位极不相称。清代诸修书馆中，实录馆的组织之严密，运作之有序，堪称典范。很多先进的管理手段都是由实录馆首创，然后，其它诸馆才纷起仿效。研究清代实录馆，不仅对整理和分析《清代历朝实录》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对系统研究清代官方史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此，本文拟就清代实录馆的建置沿革、职官…     

刘福通结局之我见

关于刘福通的结局 ,以往最常见的说法是 ,他在至正二十三年于安丰被张士诚的部将吕珍杀死了。本文列举、分析了这种说法的疑点 ,并通过对《明太祖实录》和《庚申外史》等书的比较 ,以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反思 ,觉得《庚申外史》等书关于此事的记载比《明太祖实录》中的说法更为可信 ,认为刘福通与韩林儿一样 ,亦死于至正二十六年廖永忠的瓜步沉舟 ,而《明太祖实录》中的说法则系明初统治者的作伪。     

建文帝有实录吗

史学界长期流行明建文帝有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说法,并广泛见于研究或介绍《明实录》的专著、教科书、工具书和论文中。该说直接源于《明史·艺文志》的记载。本文通过追朔其史料来源和考辨史实的方法,得出建文帝并无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结论,并指出《明史·艺文志》所以致误的原因,以求正于史学界同仁。     

为《大行实录》事致本刊编辑部

<正> 编辑同志: 本人是船山公第十一代裔孙,即贵刊载鹤仙茂才的孙子。今年二月,我问爸爸有没有船山公的书在家里,家父把仅存的《大行实录》拿给我。《大行实录》据《船山公年谱》载为“未见”,而贵刊1985年第2期《王夫之著作目录考》上载为《永历实录》,并注明:“同治《衡阳县志》在此书后注明:‘夫之自题为《大行录》’。”此处漏     

《清史稿·疆臣年表》纠误一则

内蒙古社科院民族所刘蒙林最近撰文指出,《清史稿》卷250、疆臣年表9,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右卫将军条:“费扬古十月授右卫将军”,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乙亥乞休,颜寿三月为右卫将军”有误。根据《清实录》所载,费扬古卸任绝非康熙五十七年,而是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辛卯条对此有清楚记载,况且费扬古早在康熙四十年(1701)就已病逝(见《清实录》康熙四十年七月丁亥条),根本不存在五十七年“正月乙亥乞休”一事。另外此表又认为费扬古为第一任右卫将军,其实第一任右卫将军应是满洲旗人希福,《清实录》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寅条载:“授都统希福为建     

对《船山师友记补正》的一点补正

近读桂多荪《船山师友记补正》(载《船山学报》1985-2第69页),查阅了家藏《大行实录》残本,对于管嗣裘逃匿地点、共难的朋友以及与刘惟赞往来之人,有以下几点补正。 1、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1982年版)引《永历实录》载:管嗣裘在广西陷落后,“匿临川山中”,“临川”确为“灵川”之误。查《大行实录》和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为“灵川”。可见是罗正钧抄录之误,或排印之误。     

评《顺宗实录》

《顺宗实录》是韩愈的史学代表著作，它记载了顺宗朝（永贞元年，即公元８０５年，一月至八月）的史实，历来学者对该书的真伪、好坏持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想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以求教于韩学研究的方家们。一、论《顺宗实录》的真伪目前我们所见的《顺宗实录》载于《韩昌黎...     

韩愈《顺宗实录》重辑本序言(下)

四、论今本《顺宗实录》不能称为“韩改本” 这里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瞿林东同志在《北师大学报》1982年1期所发表的《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兼答张国光同志》一文的问题。瞿文评我企图推翻“南宋以来的旧说,并替今本正名为韦本”,是“失于深考,不可信从”。但他已不得不把今本《顺宗实录》改称为“韩改本”了。他说:“司马光所说的略本应为韩改本,即路隋     

王夫之《永历实录》述评

<正> 一《永历实录》是王夫之著作中有关史学方面的一种,共二十六卷,其中第十六卷已佚,实存二十五卷。它纪载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肇庆即位至在昆明遇害,首尾共十六年(1647—1662)的史实。书名实录,但与封建时代官修的所谓某朝实录不同,它仍采用传统的纪传体,属于私家修史一类。然而也不同于一般野史。那些野史只是零星片断,东鳞西爪。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却叙述了永历一     

从《资治通鉴考异》看唐实录的史料价值

<正> “实录”原来是指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在《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有赞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以后实录成为一种史书体裁,以一朝皇帝为单位按年代记述国家大     

唐代史学杂考

本文对唐代几部重要史书的始撰或成书时间进行了考订,认为五代史志可能始撰于贞现十七年(643),《大唐创业起居注》当成书于武德三年(620)三月至九年(626)五月间,《晋书》、《大宗实录》分别l成书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和永徽五年(654)闰五月,《文宗实录》的成书时间,诸书均谓在大中八年(854)三月,但从有关史实来看,似有误.     

韩愈《顺宗实录》重辑本序言(上)——兼评当代史学家对《顺宗实录》问题的误解

一、《顺宗实录》存佚问题的提出 《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1980年10月北京版)曾发表拙撰《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辨——兼与瞿林东、胡如雷同志商榷》一文。拙文指出现保存于《韩昌黎集·     

《清实录》叙事客观的影响因素探析

《清实录》叙事之所以基本上是客观的,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一手文书档案资料的全面搜集与审慎考订,是《清实录》反映清代社会发展本真面相的基本前提。其二,校对谨严、层层审核的纂修机制,减少了诸多包括史实、文字及删润不当之失。其三,惩处机制的严厉,极大地降低了《清实录》的失误发生率。其四,以史为鉴的资政需求,是纂修人员秉笔直书的有力依据与保障。     

对《鸦片战争实录》的若干质疑

2009年初，新疆党校李受恩教授从乌鲁木齐寄给了我一本《鸦片战争实录》，作者是1924年生于日本神户的陈舜成，中文译者是卞力强。此书使我想到今年6月3日至25日是虎门销烟170周年，明年是鸦片战争170周年。因此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认真地阅读了《鸦片战争实录》这本书。但我很失望。     

孙蕡的卒年

孙蕡字仲衍,号西庵,广东顺德人。《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53页)说:他的卒年是公元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此说不知何据? 孙蕡,《明史》有传,见卷285《文苑传》,他死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898年)的“蓝玉之狱”中。洪武二十二年,蓝玉督修四川城池(见《明史》卷132《蓝玉传》),时“蓝玉之狱”未兴。     

关于《贞观政要》材料来源的商讨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七德舞》中两处说到《贞观政要》的材料来源于《太宗实录》。其一,“唐代祖宗功德之盛,莫过于太宗,而太宗实录四十卷部帙繁重且系编年之体,故事迹不易检查。斯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即吴兢贞观政要一书所以成为古今之要籍也。”其二,“惟（太宗）实录一书,部帙繁重,且系编年之体,若依之以构思而欲求得条理,询属非易。此又（白）乐天曾用贞观政要,即（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以供参考之故也。”这两处都因说白乐天曾用《贞观政要》中的材料以构成《七德舞》一诗骨干而言之。但陈先生…     

怨愤、苦痛背后的实录坚守——不容忽视的《史记》美颂艺术

不囿于统治者及世俗好恶,且能超越一己怨愤,司马迁对实录进行了彻底坚守。《史记》的美颂,无畏无私,实事求是,充满正义和骨气,是实录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首篇选择示美颂、客观叙事寓美颂、他人肯定寄美颂、＂太史公曰＂表美颂,构成《史记》美颂艺术的表现方式。运用互见法、创体后破体,凸显《史记》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先秦美颂传统的陶染、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最初创作动因的诱发,促成《史记》美颂艺术的形成。     

《明神宗实录》人名纠误举例——沈懋孝与沈懋学

正《明实录》一直被认为是可信程度较高的史料,备受研究明史者的重视。笔者目前从事《明神宗实录》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发现其中亦有不少错误之处。兹以《明神宗实录》中沈懋孝与沈懋学二人混淆的四处记载为例进行纠误,简要分析其致误之由,并求诸位方家指正。一、错误举证沈懋孝,字幼贞,浙江平湖人,隆庆二年戊辰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修撰、南京国子监司业,后谪两淮运判。卒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沈     

广博、精审、缜密——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

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西夏史研究工作的深入,研究者花了很大的心血进行西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韩荫晟同志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就是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西夏史料主要包括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两个部分。据《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有翰林学士院负责修实录。西夏法律书《天盛年新改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有史院一名。这些可以说明,西夏曾设有纂修实录、国史的机构。可惜这些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