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政治与保守政治模式的建构

本文认为 ,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是保守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于早期儒家对于伦理政治的设计。这一模式的基点有三 :推崇传统 ,以传统作为伦理政治的原型 ;道法自然 ,以宗法血缘的自然秩序建构伦理政治秩序 ;以精英和大众分割形成的维护稳定的二元社会结构。     

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建设的基本维度

当代中国 ,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秩序是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的 ;伦理秩序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文章从规范建设和制度建设两个基本维度对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建设进行了论述。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之维

社会治理本身蕴含伦理要求。从社会治理主体的伦理角色定位来看,政党具有主导型功能,是主流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倡导者;政府具有服务型功能,坚持人民至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社会具有协同型功能,以便协商各方关系,实现协同共治;公众具有参与型功能,以便彰显主体自觉,担当主体责任。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伦理原则表现为：目标上的公平正义原则,手段上的协商共治原则,责任上的共担共建原则,权益上的共享共荣原则。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进路主要表现为：增强赋权转能,以多元共治秩序为基点;拓展理性内涵,以关照人文精神为支撑;回归治理本位,以德法协同治理为方式;强调公共价值,以善智与善治互构为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体制外社会伦理情结探析

秘密社会是体制外社会的典型代表。建立伦理结构,表达伦理行为,搭建神性加冕的礼法控制平台是伦理情结的三重表征。三者的整合夯实了体制外社会的伦理秩序基础。体制内社会的先赋性与体制外社会的自致性形成伦理秩序在建设传统上的二元分野。     

中国传统伦理特点与现代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伦理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其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建构,它是以"家族本位主义"为基本价值原则,服务于封建社会稳定人际关系、维系宗法关系、巩固社会等级秩序需要的重要思想工具。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其鲜明特色。中国现时代伦理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从制度伦理、公德建设和强化道德赏罚机制入手。     

现代化的伦理困境与公民伦理构建

大量的非道德现象使我国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严重的伦理困境.解决这一伦理困境必须实现传统伦理精神的变迁和伦理范式的转换,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伦理秩序.公民伦理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蕴涵,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儒家伦理与市场社会

儒家伦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存在明显的不适应之处,同时,市场经济有它固有的经济运行逻辑和模式,有它自身的市场伦理和秩序,如何使儒家伦理转换成市场伦理,在中国的市场伦理中,如何继承儒家伦理传统和保持儒学特色,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伦理秩序

和谐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国家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对社会整体发展具有积极的文化效力。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体现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本质规定性,为社会伦理秩序的形成提供了精神基础和动力源泉,而和谐健全的社会伦理秩序又可以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其融入思想和行为的各个层面,从而推动整个国家以及人类社会的和谐进程。     

论道德秩序

秩序与规律性可以等同起来,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公共领域中有规则存在的特定状态,是其即时发生的均衡状态。将均衡分析引入到伦理学中来,对道德秩序进行分析,可以使道德秩序问题数量化。这对于道德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的伦理秩序是较为原始的人伦生活的有序化。近代工业化后,使社会伦理秩序以新的形式出现,衍生出市民社会中的等级制。在国家中存在的道德秩序是通过立法、政策调适而实现的。个人自由的社会公正等问题常与创造秩序的合法化相冲突。在一个好的国家中,公民皆愿在国家的指导下,过有理性的有秩序的生活。     

市场经济秩序中伦理效力的实现

伦理效力是伦理思想、伦理价值转化为伦理生活、伦理现实的能力,任何伦理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运作效力,只是理念的存在,不能成为引导社会现实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伦理对经济生活与经济秩序的影响力,伦理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力与调节力,伦理运作实现经济秩序的良性循环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合理性的程度,称为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伦理效力。它的主要功能表现为,有效率的经济伦理或意识形态具有确认并强化现行秩序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替代或辅助产权界定,以克服经济秩序运行中的搭便车、道德危险和偷懒现象。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制度正义、伦理秩序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既指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平安,也指人们精神心灵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社会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制度期待,也是人们对美好安宁生活理想的伦理期待,相对于道德而言,制度安排是绝对优先的.和谐秩序的真正确立,必须以社会中制度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合理公正处理为前提.但也只有建立良好的伦理秩序,提升人的幸福感和自由度,才能更有效地实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的制度之善与幸福宁静的人生之善共同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伦理之维.     

伦理秩序的合理性

合理性问题是伴随着理性至上主义的式微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置疑而在20世纪西方哲学、伦理学中日益凸显出来的,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伦理关系合理性是在对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具体交往关系的根本性把握中获得的;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合理性基础上的,伦理秩序是"活的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本身也要受到合理性的反思,正是在反思的过程中获得了合理性的存在。     

现代家庭伦理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变革时期。由此,使得家庭伦理也处于打破原有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历史转型期,具有过渡型的特征。面对转型期家庭伦理出现的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我们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建构现代新型的家庭伦理,确立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家庭道德规范,以有效地协调家庭成员关系、缓和家庭矛盾、解决家庭问题,这是实现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学伦理困境及其治理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借助于融媒体智能技术的迭代整合和创新,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大学教学场域,形成了新的教学模式和形态,具有自主决策和行为的人工智能开始被视为道德主体.传统大学教学在被深刻重构的同时、发生着巨大变革,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教学伦理问题的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大学教学场域,人工智能技术导致教学有限理性行为、传统教学优势消解、教学公平遭遇新挑战、隐私侵犯等一系列典型伦理问题开始凸显.为此,加强大学教学伦理治理应立足长远,致力于构建大学教学良性伦理秩序.在实践中坚持系统性治理理念,从价值秩序、制度秩序和心灵秩序三个维度进行构建,其中价值秩序是基础、制度秩序是支撑、心灵秩序是追求,有机形成大学教学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力量.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家国-体伦理传统的价值对勘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根本性的学术难题在于: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伦理实体理念与中国家国一体的伦理传统在价值理念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是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源头性文本,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家国一体伦理传统做当代意识的对勘,就是要从伦理实体所揭示的本质出发,从价值合理性的逻辑基础、社会运作的伦理秩序、社会结构的伦理关系体系入手,对它们的伦理内涵做全方位的比照,以寻求合理的对话通道.而从"价值合理性的逻辑起点--社会运作的伦理秩序--社会结构的伦理关系体系"的伦理实体的视角出发,在自然血缘与需要体系、人情主义与契约伦理、家国一体与市民社会之间进行伦理对话,能够进一步凸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伦理必要性.     

市场秩序的伦理分析

市场秩序有其内在的伦理蕴涵,这是市场有序的伦理基础,然而市场经济也存在反伦理的趋向,这一趋向更由于转型时期经济、政治、法律的原因而放大,致使市场缺乏伦理秩序的支持而陷入混乱,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要求市场伦理的重建。     

伦理话语中的古希腊城邦--亚里士多德城邦理念的伦理解读

亚里士多德对公正德性的探讨却以理想的城邦共同体为背景,他设计的城邦是自然的伦理实体,而德性的生活是其形式或自然目的。城邦像一个有机体,但不是一个有机体。城邦优先于公民,公民对城邦负有义务。但公民作为伦理成员,有着广泛的伦理权利。因而,城邦的伦理秩序不是完全国家主义的齐一划秩序,而是以伦理实体为基础的自由平等的合作秩序。城邦公民是自由的个体,公民之间相互平等。     

秦汉法律规范下的家庭秩序

由简牍材料来看，秦汉法律承认家庭的独立地位，维护家庭内部的孝亲伦理观念与尊卑等级秩序，其目的在于以家庭秩序的稳固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安定。秦汉法律维护家庭的内部秩序，其原因在于法律既需吸收与接纳自先秦以来即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族孝亲伦理和礼制观念，也要适应秦汉时期个体小家庭脱离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单位的历史变化和社会需求。但当秦汉家庭秩序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观念与国家法律义务出现冲突且不可两全时，家庭秩序让位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义务服从国家法律义务。     

论和谐社会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同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新的制度体制的建构,而且是一种体现在这种制度体制中的新的伦理和法律秩序的建构.法律秩序和伦理秩序蕴含着共同的价值目标,生成于特定的客观经济利益基础,从不同视角并基于不同的作用机理对社会和谐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价值上的契合为根据,以运行过程中的互动与交汇为方式,通过主导与先导功能的释放实现二者的最佳配置,以确保社会的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