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莫里森新作《家》的叙事策略

莫里森在新作《家》中第一次在第一人称内聚焦和第三人称零聚焦的二声部复调叙事中,运用了"消解"和"疏离"的叙事手法,呈现出内聚焦叙事不断挑战、质疑传统"全知全能"的零聚焦叙事的叙事现象,在现实主义写实和白描中渗透了后现代叙事理念和元小说特征,为莫里森的后续研究和未来的小说叙事探讨提供了参考性文本。同时,小说采用了非线性和场景循环的叙事结构,运用了陌生化的叙事语言,对于文本意义的阐释和解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展现了独特的叙事风格。     

试论《呼啸山庄》叙事方式的创新

《呼啸山庄》在欧洲文学史上被誉为"奇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叙事方式的开拓性艺术创新。其一,它大胆借鉴书信体小说的叙述模式,在欧洲传统框架式叙事结构的基础上,开创了多个叙述者叙述相同故事域的叙事结构;其次,在欧洲小说叙述视角的演变历程中,首创了欧洲小说旁观式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     

论"新追忆小说"的叙事特征

近年出现了一批打破传统叙事形式的追忆小说,这里称为"新追忆小说".新追忆小说表现出这样的叙事特征叙述者在场与不在场叙事的间杂叙述人称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的隐性转换;叙述视角从有限到无限的自然突破.这些叙事形式的实现的关键,在于叙述者的知情身份.     

论晚清小说聚焦物与刻板形象呈现——以“眼镜”为例

晚清小说,尤其是谴责小说,其所聚焦的人物多有"刻板形象"特征。在对应形象的符号系统中,总能看到一些常规而抢眼的聚焦物,它们标识着社会集体对某类人群形象的偏见性预设。小说家经常利用这种预设,对聚焦物作艺术提炼与加工,以表达讽刺,甚至批判。"眼镜"就是典型的一例。在"旧式文人""府道官员""时髦人物"等形象中,对应的"老光眼镜""墨晶眼镜""金丝眼镜"经常作为主要聚焦物出现,无论静态形式(如服饰组成部分),还是动态形式(如场景中短时内显见的动作),都可见到作者借刻板形象符号来构造人物和表达思想的匠心。     

微博文学文体论

微博文学,简言之就是以微博为载体发表的文学作品,这是伴随微博这一传播工具而诞生的文学新文体。微博文学必须同时具备微博的特征和文学的特征,是微博技术性特征和文学艺术性特征的完美统一。除了小说文体外,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文体并不适合用微博表达。微博文学按照类型大致可以划分为日记体、对话体、书信体、段子体、语录体和小说体六种。微博文学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体式,它还在不断发展,需要研究者随时关注、跟踪研究。     

叙事的悖论:《恋情的终结》的叙事解读

格林的小说《恋情的终结》有着独特的叙事特点。首先,小说采用了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形式,多个第一人称叙事者使小说具有层次感和立体感;其次,小说放弃全知视角而采用有限叙事视角,注重对人的主观内在信仰和对上帝内在经验的审视;另外,小说本身对创作理论的探索以及开放式的结尾使这部小说具有元小说的特点,增加了小说的深度。     

中国书信体小说的兴盛与基督教文化

书信古已有之,书信入小说已见于唐代作品,但"五四"前后才真正出现整合书信体小说。其中,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起着重要作用,这从文本中使用的基督教意象可以看出。《圣经》中含有书信体,创作整合书信体小说的中国作家大多接受过基督教的教育,女作家的这种经历尤其能够说明问题。     

沈从文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与艺术的成熟

论文突破了通常的将沈从文小说按题材分为都市与乡村两部分,而别有新意地从叙事视角上,按沈从文小说中“自己的成分”的多少划分为影子作者叙事与非影子作者叙事.认为沈从文小说凡是以第一人称叙事,带有自叙传性特征,以影子作者进行叙述的,由于受到自身生活的束缚,特别是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感染性和趣味性而不免带来叙述上的琐碎,拖沓,冗长,而离作者自我较远一点,冷眼的作旁观者,以非影子作者叙述的,作者就能与“自己分离”,“冷眼的作旁观者”,追求小说的艺术性,让人感到艺术上的明净节制,客观沉静,一扫“自己成分稍多一点的”小说的那种令人腻烦的囉嗦散漫、拖沓琐碎.论文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沈从文从第一人称叙事到非第一人称叙事,从影子作者叙事到非影子作者叙事,从“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到构建叙述框架进行讲述,从“自我”的突出到“自我”的退隐等叙事视角的转换,认为正是这种转换有力地推动了沈从文小说艺术的成熟.论文并且探讨了沈从文叙事视角的这一转换与艺术规律的关系.     

双重聚焦：《额尔古纳河右岸》叙事视角探析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采用了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视角。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视角主要是指叙述者“我”在回顾性叙述中会交替使用“叙述自我”视角和“经验自我”视角。小说通过这两者在两个叙述层中的转换和交叉使用使整个故事在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的相互补充中完成对于叙述者“我”的心灵成长史和鄂温克民族的百年兴衰史的叙述。双重聚焦的使用既使小说对于现代性弊端的反思得以强化,同时又丰富了该小说的审美形态。     

浅谈《呼啸山庄》叙述形式的革新

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出现在十九世纪,但在叙述形式方面却是超越时代的。该小说采用了双重倒叙方式,并以第一人称的多视角转换,革新了小说的叙述形式。本文主要通过对《呼啸山庄》叙述策略的研究,探索小说在叙述手法方面的实验性与创新处。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城南旧事》叙事的陌生化

小说《城南旧事》以主人公"小英子"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将小说叙事从平淡和习以为常的视觉感受中移出,以陌生化的叙述,聚焦了五个独立而又紧密相连的故事;在充满淡淡的忧伤中表达生命成长的主题和童年逝去的无奈,富有叙事留白的魅力;小说以典型的京白和"南蛮子儿"方言的语言碰撞,充满语言表达的新鲜感。整部小说以"小英子"的陌生化聚焦、小说视角的越界与妥协,以及利用儿童视角的陌生化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融合,都使得《城南旧事》的叙事艺术独具特色。     

“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后设"、"聚焦"与生活原生态--初读寂然

寂然是澳门新生代小说家,著有小说集<月黑风刀>和<抚摸>.本文论述了寂然小说的艺术特征第一、运用现代后设小说的艺术形式反映澳门的社会现实,具有模糊效应与心理效应.第二、运用情节聚焦与伤痛事聚焦表现形形色色的人生原态,探索人性的幽微.此外其语言转色,构成文本的符码系统兼容了中西小说的特征,有两套符码系统.     

论巴金小说的抒情艺术

一 在我国现代小说宽阔的河床中,有一条绵绵不断的抒情艺术之流。从形式发展上看,在新文学初期的小说中,作家们的情感常借第一人称直接抒发;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抒情小说大多不再采用直接抒情方式,作家的情感借从生活中提炼出的审美意象传达出来,情感融     

论《宠儿》的后现代叙事艺术特征

<宠儿>是托尼·莫里森的颠峰之作,二十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其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是多聚焦组合式的叙事结构,小说将内聚焦、外聚焦和零度聚焦巧妙地进行搭配,优势互补,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叙事效果;其次是娴熟地运用多变的叙述话语,使小说的叙述话语既保留了传统的话语技巧,又有了创造性的突破;第三是在小说叙事时间上的重构.莫里森在具体的文本中运用不同的叙事节奏和叙事技巧,从而使读者对作品的历史性阐释成为可能.     

从《终结的感觉》看朱利安·巴恩斯创作中个体记忆与历史的同一性

在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朱利安·巴恩斯在表现记忆和历史时采取了一种相互关照的视角,将个体记忆和历史纳入同一视野之内进行思考,对个体记忆和历史采取了一种类比的写法。在巴恩斯的笔下,个体记忆与历史呈现出一系列的共同特征——碎片化、主观性、多面性、真实框架下的虚构细节和原始真貌的不可重获。为了彰显个体记忆和历史之间的这种同一性,巴恩斯在叙述中采取了一种双重结构,即表层叙述的记忆与深层叙述(或潜在叙述)的历史结合互见的手法,而在叙事方式上则采取了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同时采用多角度叙事模式,即一种多重式内聚焦。巴恩斯对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蕴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深刻含义,契合并彰显着记忆和历史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个体记忆与历史相互渗透并相互构建,个体记忆的构建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框架;另一方面记忆和历史都是立足于当下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共享当下性和重建性两种特征。     

《洪堡的礼物》中“内聚焦”叙事模式探究

索尔·贝娄的小说视角常采用独白的形式,叙述者处于被动地位,这种独特叙事视角在其代表作之一《洪堡的礼物》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索尔·贝娄将叙述中心置于故事叙述者查理·西特林的意识中,全力刻画聚焦主体,充分运用“内聚焦”的叙事手法——固定式内聚焦、不定式内聚焦和多重式内聚焦,让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关注着自己的过去,追问着生存的意义.贝娄通过不断变换聚焦者的时空位置来感知叙述声音,进而妥善处理叙述者西特林的视野,客观分析叙述者的思想和感受.借用叙事视角变化的互补关系排除各种不可靠因素,减少读者认识上的偏差,彰显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赋予小说极强的互文性.     

中国古典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缺席的文化思考

历史叙事需要干预的绝对自由,它只能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这就排除了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的可能;史传的实录原则又要求客观冷静的第三人称叙事笔调,而拒绝主观色彩浓郁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源于史传,它从其母体继承的只能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这就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缺席。受史官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尚实审美心理,导致人们狂热的考据癖,加之小说作者与叙事者的等同合一,作者力避以第一人称写作。因为受约束个性为本质特征的儒家伦理文化的长期浸润,作家潜意识中排斥富于个性色彩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及小说家卑微的社会地位、小说家受文字狱等影响而形成的惧祸意识,都使小说家对第一人称叙事心怀顾忌。     

真实遭遇虚假民主——解读马克&#183;吐温的《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

马克·吐温创作于1870年的《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采取书信体小说的创作形式,通过三种叙述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出主人公艾送喜所处的世界,反映了马克·吐温借艾送喜所见所闻对美国社会问题的揭露尤其是对美国虚假民主的抨击,以此引起国人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