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唐初两朝宗教政策与三教论衡

在吸取历史教训和应对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唐高祖、太宗两朝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为:祖承老子,张扬道教;以儒为主,经国理民;借助佛教,维护统治。三教先后排序,是唐初宗教政策形成过程中激烈论辩的一个议题。佛教文献认为,道士傅奕的上表激化了佛道矛盾,催生了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然仔细考察,应该是高祖朝宗教政策的转变诱导了傅奕的论辩,激化了宗教矛盾。     

唐初两朝宗教政策与三教论衡简

在吸取历史教训和应对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唐高祖、太宗两朝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为：祖承老子,张扬道教;以儒为主,经国理民;借助佛教,维护统治。三教先后排序,是唐初宗教政策形成过程中激烈论辩的一个议题。佛教文献认为,道士傅奕的上表激化了佛道矛盾,催生了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然仔细考察,应该是高祖朝宗教政策的转变诱导了傅奕的论辩,激化了宗教矛盾。     

武则天与忠孝观念

为了深化对武则天的研究,采用文献解读和历史分析的方法,从忠孝观念的角度探讨武则天的政治命运.认为忠孝观念对武则天的政治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武则天是一个忠孝观念的倡导者,她虽然利用忠孝观念获取和巩固了帝位,但她在忠孝观念的束缚下不得不让位于李唐王朝,未能实现延续武周王朝的梦想.     

论北宋佛、道二教管理制度

北宋政府加强佛道二教的管理和控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度牒制度规定了僧道必须通过试经、特恩或进纳这些途径来取得合法的身份证明;帐籍管理制度将佛道徒登记入帐籍以别于普通民户;北宋政府为笼络僧道,还实行紫衣、师号制度,僧道可以经由荐举奏赐、定额拨赐、资历赐与、临时颁赐和进纳购买等取得荣宠;僧道官制度是政府通过设立世俗官员和僧道人士共同管理佛道二教相关事务.     

试论唐前期诸帝采取佛道兼用政策的原因

唐代是佛、道二教兴盛的朝代,其时佛、道内部派别林立,寺庙、道观遍及全国,道士、僧尼人数众多.不少佛徒、道士不仅频繁出入宫禁,参与政治,而且封土封爵,势比官卿,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设斋、译经、求仙、问道等佛道活动遍及朝野上下,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巨大.唐代僧人法琳说:“像教兴行,于今不绝者,实荷人王之力也.”一语道出了宗教的兴盛与帝王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佛道二教和帝王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佛、道二教在受皇权制约的同时,又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从政治、思想、生活等方面给既是政治家又是凡人的皇帝以重大影响.另外,帝王之间也存在经历、性格、文化素养等的差别.所以,尽管每个帝王采取的佛道政策不尽相同,存在佛先道后与道先佛后的差别,但是,诸帝并没有简单地禁绝某一宗教,弃而不用,而是在利用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需要,适时地侧重选择某一宗教,对另一宗教进行某些限制,其实质是佛道兼用.本文拟对唐前期诸帝采取佛道兼用政策的原因试作分析.     

唐太宗抑佛初探

<正> 唐宋以来,关于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已有多方面的评价。例如:隋未唐初的名僧道宣曾说:“会贞观广延两教”,①欧阳修也说:“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②韩愈在上疏中则称太宗“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③无怪今人在论述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时,概括为抑佛或崇佛的两种观点。本人认为单一的用“仰”或“崇”来评价唐太家对佛教的态度及政策,都是偏面的,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本人认为唐太宗的抑佛主要发生在贞观前期和中期,晚期则走上崇佛的道路。他的抑佛表现主要有两方面:贞观前期的沙汰僧道政策,贞观中期的下达“道先佛后诏”和沙汰僧尼政策。需要说明的是在推行抑佛政策的同时,又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措施。因此,对唐太宗的抑佛不能认识简单化。     

论唐中宗、睿宗时期佛道政策的嬗变

唐中宗奉行重佛轻道政策，而睿宗则崇道重佛，这些政策不仅与中宗、睿宗个人经历、性格有关，而且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儒释道三教杂糅的末世愚顽──贾宝玉新论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一号主人公。他的一生与佛道密切相关。这可以追溯到他幻化入世之前。他的出世就是由僧道二人共同度脱的。他身上明显地打有佛道两家的鲜明印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每逢关键时刻,僧道总要出面一次。直到终了时又被僧道挟持着遁入空门．一部《红楼梦》大书,事关贾宝玉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命运都明显地系于和尚道士之身。在他的心灵深处也无时不以佛道为念。他经常提出的化灰化烟以及当和尚之说无疑是佛道思想之自然流露和外化。特别是佛道二教的"飘逸"和"超脱"意旨,始终是统摄贾宝玉内心世界的两大幽灵。与此相辅相成的是：贾宝玉又极具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儒雅风范。其核心是个至亲至爱至义的"仁"的典范。他宽以待人,包括丫头奴仆下人以及嫉妒他的近人如贾环母子。他从小受过良好的儒教和家境的熏陶濡染。特别是自幼受过虽为姊弟犹如母子的元春"娘娘"的正规启蒙。他知书达礼的良好素养表现在他一生的言行之中。故此,贾宝玉并非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的典型,而是一个杂糅儒释道三家教义的末世愚顽     

唐太宗与玄奘译经事业考

大多的翻译史学家都认为唐太宗是玄奘译经事业的鼎力支持者,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我们的研究发现,唐太宗对玄奘译经莫大支持的背后也隐藏着当权者某些不情愿的情绪,甚至是不支持的态度。唐太宗要求玄奘写《大唐西域记》,要他弃佛从政,控制他的翻译规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究其原因,是唐朝自开国以来所定的“先道末佛”的宗教政策以及政治者的统治要求所导致。     

先秦儒道之争简论

先秦时期 ,儒道两家思想处于对立且有渗透的状态 ,这可以从孔子与老子的接触对话以及两家学派的思想主张两个方面去考察。在孔老对话的过程中 ,孔子问礼于老子 ,彼此比较能够尊重理解对方立场 ,措辞亦不甚激烈。早期儒家向道家汲取了部分思想来充实发展自己 ,而道家也有利用儒家思想作为阐述自己学理的论据材料。道家学派在吸收利用孔孟思想的同时 ,对儒家强调的仁义道德、礼乐教化进行了严辞批判。相对于孔老对话的交流 ,这主要付诸儒道经典文献记载。     

汉武帝统战策略的儒道文化内涵与现实意义

为发掘传统文化与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统战工作的指导价值,通过对汉武帝时期统战活动的历史复原,揭示出汉武帝统战活动的理论依据：儒道思想中人本主义的人性观、情理和谐的社会观与人格理想、求同存异的文明交往观。汉武帝成功的统战策略启示我们,重视文化创新、以人为本、尊重历史要求的文化观与辩证全面的方法论是全球化时代统战工作的恰当原则。     

嘉靖与道教关系述论

明世宗朱厚趈（年号嘉靖）,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崇奉道教的皇帝。对于道教方术,明世宗不但真心崇信,而且身体力行。嘉靖一朝,道士之流颇受重用,佞道之人平步青云。相反,正直之臣多不得善终。明世宗之所以崇奉道教,不外乎家族影响、近侍蛊惑、追求长生、广求子嗣四大原因;其中,又以追求长生一端最为突出、最为根本。明世宗之迷信道教、崇奉道教,对于个人、朝廷和政治、经济、社会,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唐玄宗注《道德经》的动机和效果

唐玄宗以帝王身份注《道德经》,动机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安史之乱宣告了他的政治理想的失败。但玄宗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后迄今千年的论者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确实是一种历史的悲剧。这种历史悲剧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唐玄宗不仅是一位政治实践家,而且是一位政治思想家。     

春秋及其以前舜帝传说新考

考察孔子同时或以前的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春秋以前的舜帝传说情况,主要是:至迟在西周穆王时已有人谈论舜帝,而舜帝传说其实在周武王时已经兴盛,而且此前还隐约可考,它与舜裔的势力兴衰和世系的详略成正比关系;虞幕是有虞氏之祖,应是颛顼之后,舜帝后裔自认黄帝为高祖的铭文可作确证;舜帝已是明德圣君形象,受三代王朝尊崇,禅让说和逼篡说都未出现,但禅让说更符合传说的原貌;九疑山舜陵在春秋时已经存在,其形制为楚章华台所仿照,与《山海经》和马王堆地图相合。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论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在位时 ,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如提高老子李耳及道教有关人物的地位 ,尊崇道教经典 ,优待道士、女冠等。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 ,既限制其过度发展 ,又对其加以利用。本文还分析总结了玄宗宗教政策的三个特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方士小说向道士小说的嬗变——以古小说中汉武帝形象的演变为例

唐前古小说中,存在着一个以长生求仙为主题的小说系统,构成此系统的小说前后历经方士小说和道士小说两个发展阶段。作为此小说系统中最常见的人物之一,汉武帝的形象在两汉到六朝的小说本文中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演变。此文学形象的演变既形象诠释了方仙道向神仙道教演进的规律,亦集中反映出方士小说与道士小说之间的嬗递关系。     

宋太宗与释家诗歌

宋太宗推崇释家,也就是佛教,原因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赵家皇族的统治。宋太宗的释家诗歌《缘识》完成于淳化(990-994)年间,体式多样,但是以古体诗歌为主。《缘识》的主旨在于诠释天台宗的因缘和报应等佛理思想。因为在宋代佛教和道家已经具有融合的一面,而宋太宗本人也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所以宋太宗的崇道思想以及道家和道教诗歌也都突出体现在宋太宗道家诗《逍遥咏》当中,而《逍遥咏》当中的道家和道教的范畴如“阴阳”“逍遥”“道德”“大道”“乾坤”“修炼”等等也渗透到宋太宗的释家诗歌《缘识》当中。《缘识》语言较《逍遥咏》语言通俗易懂。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与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及其“政道”观研究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御注的<道德经>的共同特点是"化道为儒"或"化政为道",重在求"治道"而"非用其教".这种"政道观"始终用王道追求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贬抑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的宗教理想,造成道教"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说明"神圣性"道教长期受"世俗性"王道支配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道关系的基本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