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公案题材剧的文人品性——以《元曲选》和《元刊杂剧三十种》所选为例

元代公案剧题材在现存156种元杂剧中大放异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案题材剧与当时政治严酷、宗法松弛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同时深刻反映出元代文人对生存困境的时代思考.此类题材剧独特的文人品性隐含着对宋儒理学秩序的呼唤,并与文人叙事策略相得益彰,表露出剧作家的文人身份.     

元代文人境遇与文艺观念的演变

元代文艺观念与元代文人的现实境遇有着直接关系。元代文人境遇对元代文人心态的影响,及其对中国古共文艺观念的发展演变的推动作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出处行藏的两难选择使得元代文人在追求自由游戏的笔墨抒写之间,流露出一份淡泊、孤寂、落寞的审美心境;“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促使元代艺术普遍充盈着对个体性灵的审美诉求,这种主体意识的萌生更积淀了明清时期的启蒙洪流;由宋入元,知识分子地位下沉,元代文人不再以修齐治平为人生大命,文艺活动成为艺术家关注现世人生,实现自由娱适的审美活动,至此,中国艺术逐渐具有了“为自己”、“为现世人生”的近古意蕴。     

元代文人心灵的辩证法——读《元代文人心态史》

目前学术界专门心态史研究的专著较为少见。特别是揭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文人心态演进历史的著作。近读徐子方教授的《挑战与抉择 :元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 0 0 1年 5月 ) ,获益颇多 ,眼界大开。元代文学纷繁复杂。屈原、司马迁、辛弃疾等那种执著用世的追求已经失去了意义 ,元代文人空前失落 ,在寻求精神空隙的无奈中存活。元代文学有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异质”。因此剖析元代文学的新特点需要相适应的方法 ,而由“心态史”入手能够透视文人的心灵深处的隐秘 ,无疑是解析元代文学“异质”的科学途径。《元代文人心态史》…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     

元代文人优伶意识论

元代下层文人因为时代的原因被迫以“移宫换羽”为业。清初署名“于陵孟公”者在跋宋徵璧散曲时云:“今乐府不作,古诗不歌,欲人时时传咏,必出于元人优伶之调。”这“优伶之调”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明,在元代,广大下层文人确实与优伶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文化同构感———即元代文人的优伶意识。这种意识通过元代文人的自贱的身份潜认、戏谑的文化本性、狷介的角色仿形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方式论略

经过唐宋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杂剧到了元代进入她的辉煌时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元代文人的大规模介入,与杂剧结缘,使杂剧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向戏剧状态的过度,并达到了创作的颠峰。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文人与民间艺人共同组建杂剧创作组织———书会,在彼此交流切磋中提高剧本质量;第二,文人与杂剧女演员结成互爱知己,在患难扶持中彼此鼓励,促进了杂剧艺术的繁荣;第三,文人有时粉墨登场,直接接受观众的欣赏情绪和审美愿望,获得了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情感体验。元代文人中,许多人既是演员,又是剧作家;第四,元代文人凭借杂剧解决口腹之馁、肌肤之寒,杂剧不仅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文人与杂剧结缘是杂剧的幸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事     

元代文学家的理学因缘

在元代文坛,学者与文人相兼、理学与文学交融是当时学术的主要特点.在众多学者型文人中,吴师道是前人关注较少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个,他的《吴礼部诗话》很能体现元人诗论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特点.像吴师道这样主张理学与文学并重的文人在当时有许多,他的做法是整个时代的趋势,是带有学术共性的问题,绝非一家一派的取向.而造成这种共同取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同时文人们也开始反思宋儒鄙薄文艺的祸害.其二,元代理学大多传承朱熹一脉,而朱熹恰恰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髓"与"文澜"集于一身,并能稍稍容忍文学性的一位.其三,元代疆域统一后,学术交流方便,门户壁垒被逐渐冲破,学源关系交叉多样,学人们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导致了学术风气的变革.     

从元曲看元代文人的心态

读过元曲的人可能都有一种感觉,似乎元代文人的言行、心理与传统文人有所不同。是的,元代这一个特定的时代造就了一批特殊的文人,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心态。对此,我们不妨结合元曲作品作一些具体的考察。也许,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元代社会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元曲作品的进一步理解。佯钝装呆与清醒深层的思考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又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     

元代杭州雅集活动之兴衰与杭州文学地位之升降

元代杭州雅集之风大盛。杭地文人延续着南宋以来的文学传统,以群体的形式集会赋诗、观书题画。雅集活动是元代文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其所反映的主题和情感内涵的变迁,是展示元代杭地文人雅趣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杭地雅集活动在元前期尤为兴盛,发展至顺帝至正年间走向衰落,雅集活动的兴衰背后,是杭州文学地位的浮沉变幻,也正是在其趋向衰落的过程中,伴随着吴中玉山雅集发展至鼎盛,元代南方文学中心完成了从杭州至吴中的转移。这对于研究元代南方文艺活动,十分具有典型意义。     

元代“文人画”之管见

元代是"文人画"兴起的时代,在那个异族统治的黑暗时期,文人所处的不幸际遇,使大批饱学之士隐循山林,寄怀诗文书画."文人画"由此发端并漫延开采,形成一股贯穿元、明、清三朝,尤盛不衰的滚滚洪流.本文旨在管窥"文人画"的历史成因,透析元代文人心态和"文人画"的本质特征.     

元代散曲中的狂欢化色彩

元代蒙古族统治时期一度废除科举制度,使汉族知识分子失去跻身仕途的机会,但也使官方意识形态对文人的束缚相对松弛。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散曲不再是庄重、严肃、高雅的载道工具,而成为文人嬉戏人生、狂欢民间的一种娱乐方式。本文分析了元代散曲从语言风格到思想内容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狂欢化色彩,指出狂欢化是元代文人置身民间俗文化和笑文化中的狂欢式世界感受,并对元代散曲狂欢化艺术精神衰败的时代原因,以及东方狂欢文化与西方狂欢文化的不同进行了分析。     

元代竹枝词略论

唐代开文人竹枝词创作的先河,宋代在继承中发展变迁,唐宋是竹枝词发展史上的奠基时期。元代竹枝词的作者和作品都较唐宋时期大为增多,其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与唐代相似,而与宋代有很大差异。本文就此详加论述,从而勾勒出元代竹枝词创作的大体风貌。     

论元代古文批评的价值取向

元代恢复科举考试之后,新一代文人登上文坛,他们代表着元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在古文创作和批评上,他们或推崇先秦两汉,或推崇唐宋,虽并未形成统一的流派,但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取向对“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确立起了推动作用,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古文观念以及“唐宋派”的形成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元代文坛的雅俗双栖现象

元代文坛在雅俗分流的同时,还出现了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既从事诗文词赋等传统雅文学创作,又从事戏曲(杂剧或散曲)、小说等新兴的俗文学创作,身兼雅俗,即雅俗双栖的作家。从雅俗双栖作家队伍状况来看呈现出持续时间长,流布区域广,涉及文体兼擅多元等特点。从雅俗不同文体之间关系看表现有二:其一,文体各用、泾渭分明。这类雅俗双栖作家,由于文学观念等因素影响,他们的雅俗创作,无论内容还是风格上都严守各体、泾渭分明,诗文饱含忧国忧民的社会关切,但散曲却是另一番活泼的市井民俗、男女情爱;其二,文体互用、雅俗融通,雅俗文学虽然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并非互不关联、各行其路,更多的是雅俗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融通比如雅俗各体语言相互借鉴、同一题材运用不同的文体表达等。双栖现象形成原因主要有元人雅俗文学观念的趋同性和雅俗文人之间的交往等方面。总之,元代文坛客观存在着作家的雅俗双栖现象,雅俗各体的创作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融通。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或单一文体的视角去认识元代文坛,对元代文人的认识难免会出现诸多误读,关注雅俗双栖现象,有助于我们对元代文人及元代文坛有一个新的客观的认识。     

略论《招凉亭贾岛破风诗》——兼论贾岛形象在表现元代文人心态方面的意义

历史上贾岛困厄潦倒的境遇与元代文人剧作家的现实处境形成了异代沟通,无名氏的《招凉亭贾岛破风诗》在题材选取、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反映出元代文人在特殊境遇下的复杂心态。贾岛形象本身具有的特点为元代文人剧作家的改塑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剧中的贾岛已经成为凝聚了有元一代士子文人典型心态的形象。     

论元代两大文人集团

元代文人集团，突出的是诗社和书会。这两大文人集团都是元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土壤培育的产物。但二者在组织形式、成员构成、性质功用、价值取向和创作成就上均大不相同。诗社成员面对时代巨变，总体上持自我封闭、消极退避的心态，始终未能超越传统价值观念的樊篱，未能迈出文人生活的狭小圈子，因而在创作上多是模拟前人，成就不大。书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则表现为多元化的特点，他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交汇点上，能从僵化封闭的传统价值体系所构建的狭小精神空间中解放出来，在与下层人民的结合中，共同创造了元杂剧的灿烂辉煌     

论元代文人的异端性格及其文化底蕴

元代文人在面临仕进绝途的人生失落中丧失了对皇权仰仗与依附的信念 ,感受到摆脱传统思想控制与约束的轻松 ,激发起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反省和对生命价值的沉思 ,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功名利禄的虚幻和生命本体的珍贵 ,在元曲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冷峻的否定意识和执著的恋生意识。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心态和艺术批判精神 ,既体现了元代文人的“异端”性格 ,也涵藏着他们对全真道教义和老庄哲学的欣赏与接纳、体验与解读的深层次的文化底蕴     

论元代散文的杂文倾向

在元代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文人可以用文笔干预现实,因此散文在题材内客上不受多少限制各种文体的文章,都开始较多地涉及现实社会,并往往掺杂作者自我的社会体验和人生感慨,因此更具现实批判精神。短小精悍、笔锋犀利、诙谐风趣、情感浓郁的议论性短文受到青睐,书画创作和欣赏成为文人聚会交流的媒介,杂感、杂议性质的题跋文字明显增多。这一切都促成了元代散文某种程度上的杂文倾向。     

论元代散曲的语言特色

元代散曲语言特色的形成是由于散曲产生于民间俚曲小调,又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由元代文人特定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它以通俗自然和讥诮幽默的语言风格反映了当时落魄文人在强权压迫下的心声,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元代文人阶层的休闲游览活动——以元大都为例

历代文人的旅游活动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色彩斑斓的一部分，元大都文人群体的休闲游览活动与整个元代政治、经济、外交形式都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分析元代大都城内城市布局、旅游景观，系统地阐述元代大都内文人旅游开展的情况，并归纳元大都文人旅游活动的特点，对开发当今旅游市场和旅游资源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