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初税亩”

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与当时该国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它不出自三桓,而是出自东门氏。“初税亩”只是谋划之中的事,并未能付诸实践。鲁国土地赋役制度的真正变革,是春秋晚期的“用田赋”。     

试论孔子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正> 一、孔子思想形成的原因(一)春秋时代的需要春秋时代属于过渡性社会——我们认为是从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的社会。那时候,一部分人看到了时代的趋势,知道这种趋势不可阻挡,因而顺应时势作出某些改革。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晋国的“作爰田”,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量入修赋”,就是这一系列改革中的荦荦大者。这些改革把土地王有制向私有制推进了一步。法律制度和内容也发生了变革。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     

从禄赏制的演变看周代的土地制度——兼评“军功地主”论

春秋中叶“初税亩”之前,禄赏从属于宗法分封,与此相应,在所有制关系上形成了土地王有之下的等级占有制,在分配关系上形成了按封土分割地税收入的等级榨取关系。“初税亩”之后,改用以谷禄为主的俸禄制,赏田逐渐朝赐税的方向转化,领取谷禄的官吏不再对禄田享有经济上的占有权,庶人与土地的关系由疏运转向密切,由暂时使用变为永久占有。本文对学术界流行的“军功地主论”提出疑议,对军功地主兴起的时代、士卒赏田以及军功奖赏在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作了深入探讨。     

也谈曹魏租调

周国林同志《曹魏“亩收租四升”辨误》一文,认为曹魏建安九年租调令中“亩收租四升”应为“亩收租四斗”之误。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特提出两个问题,以就教于周同志及大方。第一个问题,曹魏田税与汉代田税是何关系? 我以为,曹魏“亩收租四升”与汉代“三十税一”制是因袭关系。汉“三十税一”制产生于西汉景帝时期,当时的税额,按西汉前期“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计,每亩收3升强(《汉书·食货志》)。过去史家多看作是个变量,     

试论重耳流亡不到鲁国的原因

春秋初期,晋献公之子重耳为躲避国内的动乱被迫在诸侯国进行了长达19年的政治流亡。其不到鲁国是因为鲁国在地理位置上不具有流亡的政治优势;鲁国之国力不足以作为重耳复国的有力外援;鲁国“以文立国”与其“以武强国”的政治理想相违背。     

春秋“用田赋”考实

春秋后期百余年间,各诸侯国一系列赋税改革,以鲁最典型。鲁宣十五年“初税亩”开其端,哀十二年“用田赋”终其果;“用田赋”即春秋赋税演变的最高标志。对“用田赋”真实内容的了解,既有助于对此前历次赋税变革实质的认识,更能标示终春秋世,赋税形态的程度以及在整个赋税演进中所处地位。古今学人,对“用田赋”的具体,已倾注大量可贵心血,但分岐至今亦仍严重。笔者择可而从,提出看法供批评指正。     

颜回思想的积极因素

颜回,名渊,字子渊,春秋末年鲁国人,孔门弟子之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其生卒年说法不一,主要有享年四十一岁(公元前521—481年)说和享年三十一岁(公元前521——491年)说。《论语·雍也》记他“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知他家并不富裕。《庄子·让王》则记他家有“郭外之田五十亩……郭内之田四十亩。”《史记》又记他和父亲颜季路“父子尝各异事孔子。”父子二人同     

唐代西州青苗簿与租佃制下的地税

隋朝与唐前期,在征收租调的同时,还征收户税与义仓地税。户税据户等按户征收;租调力役按丁,而不管其“受田”之多、寡,有、无;义仓地税则经历了按亩征收与按户等征收的变化。隋唐时期,租佃制已很盛行(麴氏高昌与唐代西州尤其如此)。租佃制对租庸调以及户税的征收没有直接影响,而对义仓地税,则有由谁交纳的问题。     

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通考

中国历史纪年可由《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所见的鲁国纪年上溯到西周初年。推求西周王年,现存鲁国纪年仍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参照系统。以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贯通考证,可为西周史及鲁国史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年代框架。     

《费誓》时地管见

《费誓》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书序》及《史记》都称该篇为鲁侯伯禽所作,但后人有不少对此疑而不信,今人则因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曾与淮夷争斗,以为《费誓》作于此时。其实,鲁国与淮夷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周初尤烈,周成王十三年,周公去世不久,鲁侯伯禽曾经会王师“伐戎”,《费誓》可能即作于此时。至于费地所在,后世学者由于不明今山东鱼台境内古费地的存在,遂多误指其为后来鲁国季氏费邑之“费”。实际上,伯禽之时,鲁国势力未至此。《费誓》之“费”应指古费国之“费”,在当今鱼台境内。     

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

<正> 墨子的里籍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为解决这个悬案,自1987年以来,我曾先后写过五篇论文,从不同的侧面进行探讨,所得的结论是:“墨子的里籍应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境内。”此说,曾通函请教张岱年、任继愈、杨向奎等前辈,对此,他们深表赞同。不过,近年来又有人重提某些被前人早已否定的说法,把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墨子为鲁国人”的说法也予否定了。我所考定的“墨子的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是基于“墨子为鲁国人说”之上的。如“墨子为鲁国人说”被否定,我所得的结论,也将失去一个重要     

上博竹书《鲁邦大旱》管见

上海博物馆楚竹书有《鲁邦大旱》 ,鲁国此次大旱可能发生在孔子归鲁到去世的六年之内。《鲁邦大旱》有孔子所说 :“邦大旱 ,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一语 ,孔子常常论述“刑”与“德”的关系 ,该篇所记应该是孔子评论鲁国大旱与其当政者“刑”、“德”措置的关系问题 ;哀公礼尊孔子 ,常常向孔子请教 ,大量的哀公问政于孔子的材料可与该篇相互印证。种种迹象显示 ,该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鲁国文化的宝贵资料。     

春秋时期鲁国施氏家族探析

春秋时期鲁国施氏是为数众多的中、下等贵族的代表。它在鲁国政治中与高层贵族有矛盾也有联合。施氏治家谨严,守家以礼,慎言慎行,故而家世绵延很久。施氏家族的“施伯”更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对鲁庄公的影响很大。上博简《曹沫之陈》所载其对天命的看法应当是春秋时期鲁国乃至各国贤大夫的共识,对于认识相关儒家思想的渊源有一定价值。     

区域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杨朝明著《鲁文化史》评介

自 2 0世纪 80年代兴起“文化热”以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人们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来源的上古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思考。中华传统文化乃多源汇聚而成 ,于是 ,适应学术深入发展的需要 ,中国古代各区域文化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杨朝明所著《鲁文化史》(齐鲁书社 2 0 0 1年 6月出版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出版的。作为周代方国 ,鲁国立国七八百年 ,从西周初年到战国末期 ,鲁国文化有其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 ,仅从全书的四个部分中 ,就不难看出作者试图展现这样的过程。细观该书 ,应…     

魯国建国前曲阜一帶的历史考查

<正> 鲁国约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在曲阜一带建国;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高度发展,对当时各国更有很大影响。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鲁国建国前这一带文化的发达是分不开的。(一) 鲁国建都曲阜。曲阜一带就是指以曲阜为中心的、当年鲁国的辖区而言。东汉应邵在解释“曲阜”之名的来历时说:“城东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转引自乾隆版《曲阜县志》)。今之曲阜城东,还残留着一个委曲八、九里长的大阜。这一情况说明,今     

戳穿孔丘“仁政”的画皮

在孔丘的老家——山东曲阜现存的一些历史遗迹、文物中,有力地戳穿了孔丘“仁政”的画皮。公元前五○八年,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这个假仁假义的家伙,在他上台后仅仅七天的时間,就把在鲁国享有盛名的革新派人物少正卯残酷地杀害了。在古鲁国南门外(今山东曲阜城东南三里的地方),有个“两观台”,当时在这里立着一个“两观闕”,它位于雉门(一称章     

宋元明初纳税通知单的形式与内容

目前关于纳税通知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易知由单”,时段为正德以后,而宋元明初的相关研究基本上还没有展开。给各户发纳税通知单,应是“份地制”取消后的客观要求。宋元时期纳税通知单的名称五花八门,有“凭由”“由子”“税由”“由帖”等十余种。明初各户的纳税通知单隐藏在黄册制度之中,而各役的纳税通知单隐藏在勘合制度之中,为学界所不知。实际上明初不仅有纳税通知单,而且还有全国统一性的制作规范。各户的纳税通知单多称“户由”“税粮由帖”“由帖”“由票”等,但以“户由”为普遍称呼,是黄册制度执行上的一环。各役的纳税通知单多称“勘合”,由户部直接发给粮长等役,是明初勘合制度执行上的一环。     

唐代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及绩效分析

唐代是为解决农民负担而进行重大变革的时代,主要体现在国家对赋税征收体系上进行的调整,把传统的征税内容以“税人”开始向“税资”、“税地”过渡,充分体现了税收制度的进步。新的税收制度使农民缴纳的赋税量与其家庭经济能力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制度的深层原因,唐及其后的历代王朝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大都以加重农民负担而结束。     

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

<正> 一租秦征收租赋的标准是什么?杜佑、马端临皆言“舍地而税人”。有的同志认为秦“田租的征收办法,是以一户(五口之家)有田百亩的假设,而按人户征收的”。其实,秦的赋税制度是既“税人”而又未尝“舍地”。一部分按人户征收,若户赋之类。而田租刍稿则是按四亩征收的。这可从如下事实看出。第一、出土秦律《法律答问》指出:已经向农民收了租,不报,叫做“匿田”:“弗徭使,弗令出户赋”,叫做“匿     

《史记》西周世系辨误

《史记》所载西周姬姓各国世系可分三个类型,异姓各国可分为两类。鲁国由于有记录直系的“世”和记录旁系的“昭穆”两套系统,因而其西周世系是有年可考的、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