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如羊”旧解质疑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钜鹿之战前夕,宋义下令军中说:“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其中“很如羊”的“很”,历来释为“狠”。如《中华活页文选》(四)注:“很,同‘狠’,羊性好斗,故云‘很’。”《两汉文学作品选》注:“很,同‘狠’。很如羊,是说如山羊那样好斗。”台湾《中文大辞典》:“羊很,与‘羊狠’同,谓羊暴戾贪欲也。”《辞源》(修订本):羊很狼贪是说“象羊和狼那样凶狠贪婪。”但羊性温和,并不凶狠。旧解不仅不符合事理,而且也是对字义的误释。《说文解字》云:“很,从彳,小步也。”“很,不听从也。一曰:行难也。”由此可见,“羊很”,是从羊行步这个角度,来说明羊的性格特征的。羊平时性情温和,但使性子时脾气也很倔,人牵它走就硬是不肯走。宋义用的正是“很”的此义,他警告项羽:如果象羊一样性子执拗,不听从命令,就要砍他的头。这亦与后文“强     

《孟子》中的“民”是指沦为庶民的奴隶主阶级吗

《孟子》中的“民”究竟是指哪一类人,前几年“四人帮”搞批儒评法时,很多人认为是指沦于庶民的奴隶主贵族,近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也有坚持这种看法的,认为“孟子所谓的‘民’一般地说并不是指劳动人民,而是指已经失去统治地位而降为‘庶民’的奴隶主阶级的人们。”“孟子所同情,并为之辩护的‘民’正是这种‘庶族’之‘民’。”其实,这种看法是很不妥当的。现就《孟子》中涉及到民的主要章节逐次论述。     

“四人帮”与青红帮

“四人帮”与青红帮,似乎风马牛不相及。青红帮发端于清初;“四人帮”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猖獗一时。青红帮产生在封建社会后期,以后盛行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四人帮”的祸端,则发于社会主义社会。青红帮品类复杂;“四人帮”则挂着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的招牌,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然而,“四人帮”与青红帮,却有着血缘纽带的关系。追本溯源,“四人帮”的祖宗是青红帮,不过它把它的祖宗     

浅谈古代的文章评改

文章评改,在古代也有不少吉光片羽。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艺增》等篇都具有文章评改的意义。如《问孔》篇有:“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当由道义得,不当苟取也。”孔子的话见《论语·里仁》,王充提出了文字修改的意见。他说:“贫贱何故当言得之?顾当言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则不去也。当言‘去’不当言得。”     

“两结合”能成为独立的创作方法吗?

有许多小说和电影,人们看了,常常发出这样的议论:“不真实”。碰到一些搞创作的同志,也深有感慨地说:“我们文艺最大的问题是‘假’。”“四人帮”打倒了,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那种“不真实”的状况是否彻底改变了呢?没有。文艺上出现这类情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怎样正确对待文艺与政治关系等问     

宋代海外贸易的官方经营问题——兼与蔡美彪、朱瑞熙等同志商榷

近年来,在我国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工作中,对宋代海外贸易的经营方式,认识颇不一致。有人认为:“在宋代,官府不搞对外贸易,设置市舶司主要是为了对进口物品抽税。海外贸易全属私人经营。”蔡美彪、朱瑞熙等五同志撰著的《中国通史》第五册,则认为:“北宋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朝贡’、‘回赐’为名,由北宋和外国贡使进行官方交易。所谓‘贡’‘赐’的货物,即可免交商税。另一种方式,是大量的民间来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设市舶司管辖。”此外,尚有一些史学工作者持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如有的说:“当时所谓朝贡,也就是国际贸易。”还有的说:“朝贡的实质是贸易,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凡此种种,和《通史》观点相类似,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据此,正确阐明宋代海外贸易中官方经营方式的有关问题,诸如官府搞不搞海外贸易,官方经营和民间经营的关系如何,以及“朝贡”“回赐”是否就是官方交易等等,对研究宋代海外贸易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拟就此提出一点敷浅的看法,和蔡、朱等同志商榷。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周祖谦一王国维《人间词话》第９则曰：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诗话》‘公’作‘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影’作‘月’）、...     

关于“豪放”与“豪放派”问题——纪念吴世昌先生逝世二周年

“豪放”是人们很熟悉而又常用的,吴世吕先生独具慧心,首先探本索源,指出:“陈登不理许汜,许汜说他‘湖海之士,豪气未除。’显然说陈傲慢,并非褒词。‘放’字则似乎起于魏晋间‘放浪形骸之外’一语,结合‘豪’与‘放’为一词而成豪放,大概起于唐朝,《唐书》称李邕为‘豪放不能治细行’则是指其品行,陆游为别人说东坡词‘不能歌’辩护:‘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也是澄东坡为人性格‘豪放’。”     

用系统的观点看“低谷”

1989年,黄宗忠教授陆续发表了《试论我国图书馆事业如何走出“低谷”》、《八十年代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等文,以敏锐的观察力率先提出了“低谷论”的观点。他认为“从1985年开始,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第二个黄金时代逐渐消失,开始走入‘低谷’,1987 1989年,这种‘低谷’现象已经很明显了。”并进一步对“低谷”进行解释说:“所谓‘低谷’就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陷入困境。‘低谷’是与‘高峰’相对来说,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     

典型环境不是历史的平均数

当前,文艺界在对一些作品的评论和争论中,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文艺理论问题,典型环境就是一个。 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典型环境=历史生活的平均数=主流=时代精神。这种观点现在还很流行,从最近的一些评论文章中,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乔厂长上任记》是一部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可是,有的批评者指责说:“乔光朴上任的时间是‘四人帮’倒台两年了。78年又过去了六个月。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全国人民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他理应大抓揭批查,而不应去搞什么转移”。“文学创作应该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意思就是说,《乔厂长上任记》没有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没有真实地反映历史。在这位评论者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典型环境就是揭批查运动,凡是反映这个时期的作品,如果不这样写,环境就不典型,人物也就不典型了。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每个作品都有它特定的题材和主题,独特的艺术构思,独特的人物性格。因此,它的典型环境也不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鬼门关”诗非李德裕作

唐代“鬼门关”诗云:“一去一万里,千至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鬼门关在今广西北流县,《新唐书·地理志》:“容州北流县南,有两石相对,迁谪至此者,罕得生还,俗称鬼门关。”唐宋间贬至海南者多取道经此,故而关名、诗名皆颇著。此诗多以为李德裕作。如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名胜辞典》“广西北流县,鬼门关”条:“唐宋诗人迁谪蛮荒,经此而死者迭相踵接。唐李德裕《贬崖州》诗:‘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其     

派性考略

派性是由宗派产生的。毛泽东同志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本文目的。在于论证我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几次朋党斗争,他们的派性之异同。这里仅就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和明末的东林与非东林四次最大的党争加以考察。     

“责于人”与“择人”

《史记·货殖列传》云:“朱公……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唐司马贞《索隐》曰:“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此解义甚含糊,故今人晏炎吾解“责”为“债”,谓:“‘不责于人’者,谓不贷子钱。”“‘择人而任时’即‘释人而任时,。亦即‘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言异而实同。”(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今按,以“债”释“责”,以“释”释“择”,似嫌迂曲。《说文》:“责,求也,从贝束声。”“责”之本意为“求取”,《左传·桓公十三年》:     

意境——诗的基本审美范畴——读王国维《人间词话》札记

建国以来的几次学术批判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都免不了成为围攻的目标之一,它被贬低为西方美学家康德、叔本华、尼采学说的中国版,被扣上唯心主义、唯美主义的帽子。粉碎“四人帮”以来,情况有了变化,出现了几种说法,各举一例如下: 第一种说法:认为《人间词话》的“观点仍然是从唯心论者康德、叔本华、尼采那里移过来的”,“他的‘境界’说的基础仍是唯心论”,“不能说是唯物论”,不过“由于王国维治学态度的谨严,摸到了艺术创作的某些规律,因而使他获得了一些正确理论”。(雷茂奎:《<人间词话>‘境界’说辨识》,《文学评论丛刊》第3辑)     

《〈诗·召南·殷其靁〉新解》商榷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鲍昌同志的《〈诗·召南·殷其靁〉新解》。文章说:“此诗究竟写的是什么?《小序》云:‘《殷其露》,劝以义也。召南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其意是说,本诗写的是召南大夫为了王事远行在外,奔波劳累,不得休息,他的妻室‘闵其勤劳’,遂写此诗‘劝以义’。这一说法与《毛传》概同;《郑笺》,孔颖达《正义》因袭之。至朱熹《集传》,更进而断定说:‘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到了清代以严谨之朴学治《诗》者如陈奂,马瑞辰等人,亦未提出异义。然而,他们的理解实在是错误的。”接着鲍昌同志对本诗“逐字逐句”进行了“考释”,然后,得出结论说;“《殷其靁》这首诗,决不是召南大夫之妻向其夫‘劝义’之诗;正相反,它是一首周代普通人民     

“鬼门关诗”的作者

广西北流县有个“鬼门关”。《新唐书·地理志》:“容州北流县南,有两石相对,迁谪至此者,罕得生还,俗称鬼门关。”一则因唐宋间贬至海南者多取道于此;二则有首“鬼门关诗”流传至今:“一去一万里,千至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故而关名颇著。然而,上述之诗,多指为李德裕作。如《中国名胜辞典》中“广西北流县·鬼门关”条:“唐宋诗人迁谪峦荒,经此而死者迭相踵接。唐李德裕《贬崖州》诗:‘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天津《散文》杂志1980年4期《天涯海角》一文、《中国青年报》1981年     

学风种种

“评”《水浒》的年头,发生过一桩一般人也许还不曾留心到的“花边新闻”:姚文元控制的《红旗》,发表了一篇题为《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文章。里面列举金圣叹的罪状之一是:“象‘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之类的歌谣,都被删去”。这也是一桩“冤、假、错案”。查贯华堂本《水浒》,金圣叹不仅没有删去这首歌谣,而且还就这首白胜唱的歌谣发了一通赞妙的议论。虱子多了不咬人。金圣叹早就给清朝皇帝杀了头,给他多加一条罪状,金圣叹则是无所谓的。但它却透露出一个消息: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文章,那作者根本用不着去看一看金圣叹腰斩过的《水浒》,尽可信口雌黄,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怎样说就怎样说。这其实是那时的“标准学风”。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现,“四人帮”里头那些专写大批判文章的大人物,可以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权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马克思这一论断,曾被“四人帮”肆意歪曲,作为他们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论依据”。“四人帮”之所以这样搞,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从理论上怎么正确理解马克思这一论断呢?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认为“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它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因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97页);第二种认为按劳分配是无产阶级权利;第三种还是从资产阶级的原意上去理解“资产阶级权利”的(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     

《中国史学入门》订误一则

《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1986年5月第2版)第140页上说:“创立道数的人,是东汉末年的人,叫张道陵,也就是张陵.他是四川大邑县鹤鸣山人”。“到三国的时候,出来一位叫张鲁,是陕西汉中人.他倡立‘五斗米道’,为人治病.治一治病,要给五斗米.”说张陵“是四川大邑县鹤鸣山人”、张鲁“是陕西汉中人”似欠正确;张鲁“倡立‘五斗米道’”,亦欠确切.张陵是张鲁的祖父,《辞海》、《宗教词典》(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