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果洛大草原

我是个汉族人,共产党员,现任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科委副主任。1960年,我从江苏农学院毕业后,来到了果洛草原。当初我一踏上这片草原,就遇上了两个难关。一是生活关。我是个南方人,对北方生活十分陌生,尤其是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原草地睡帐篷、喝奶茶、吃酥油糌粑,就更难适应。我想,既来之则安之,就主动地向藏族同胞请教。他们热情地教我吃,教我喝,教我骑马、骑牛。就这样,过了段时间,我终于闯过     

“生我者江南,养我者塞北……”——边疆工作生活回忆(下)

我在这里要记下的,是我的几位知识分子朋友.他们和我一样,在杏花春雨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尔后北上就读于国内名牌大学,再后便奔赴了北疆内蒙古草原."生我者江南,养我者塞北,祖国北疆成了我们江南学子们的归宿."一位朋友在给他的江南母校师生的信上这么写道,这代表了我们这批建国前后大学毕业生的心声.宁志澄,江苏青浦人,1947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他的妻子周增楣,江苏吴县人,1949年毕业于同校历史系.他们夫妇本来有机会出国留学,但那时     

我的家庭生活

我叫次仁罗布,就出生在拉萨的冲赛康,父亲解放前在拉萨的夺底电厂工作,母亲干点杂活.我们家那时12口人住在一起,因为父母都有工作,家里过得还可以.父母在我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是1971年11月参加工作的,在昌都工作了9年,然后调到西藏运输公司汽车一队工作.     

我的父亲冯友兰

正1990年11月26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我从小至大,直到后来工作,都没有离开家。尤其是母亲去世以后,照顾父亲就成了我的重任。有朋友对我说:"你自己就是一个字不写,把老先生照顾好,你的功劳就够大了。"我是努力去做的。我常觉得,我不只对父亲尽孝心,我是对中国文化尽一个炎黄子孙的孝心。     

我的德国邻居HEIKO

这两年在国外的生活,对我这个在家从不下厨的人来说是一种惩罚,我得自己做饭了.质量就不用说了,而且欧洲的食品调料也不齐全,也就是糊弄自己的胃罢了.再加上在法国学校吃了半年的法式饭以后--那实在不是我幻想中的法式大餐的味道,我确定我的味觉品位降到了此生的最低点,以至于有次回国和朋友游海南,旅行社安排的三餐都让我觉得美味无比.看着同伴们皱着眉头难以下咽的样子,我觉得他们很奇怪.当然,他们也觉得我很奇怪.     

我和我的男子汉

情窦初开时,在夏夜仰望星空,我问星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男子汉来到我身旁,伴我走完漫漫人生之旅.星空沉默.隐隐约约,我觉得这个男子汉应该高大、肩宽、皮肤黝黑,他的目光是坚毅、亲切的. 我排行老大,一切事情便都得做榜样.8岁做饭,10岁挑水,11岁父母暂时离家,我便开始掌管家中一切权力,油盐酱醋样样都得考虑.在外边打架,即便对手是大我几岁的男孩子,也只能凭自己的勇气去拼,因为没有哥哥姐姐. 上中学进入了青春期,不再做疯丫头了.对那些突然长高了的男孩,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     

我的选择

1989年,在我国历史上将成为值得回忆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 我已近50岁了,这个年龄对一个艺术家来讲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对一个把一生献给舞蹈事业的人来讲,没有比退出舞台更为难过的事了.虽然我的素质很好,还能跳,但年龄毕竟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我该怎么办?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除考虑到年     

我可爱的“家乡”——回忆和兄弟民族相处的日子

北京是我的家乡。人对于自己的家乡总是有着一种莫名的怀念。但我对北京的感情,却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家乡,而是因为她是我们美丽可爱的祖国的心脏-首都。我从儿童时代就跟随着家庭到处搬迁,所以我的"家乡观念"也就一天天的淡薄下去了。自从一九五六年起,我的"家乡观念"却又年复一年地浓厚起来,"思乡"之情日甚一日。然而我所怀念的"家乡",     

我眼中的父亲——著名书法家李铎先生

正今年4月19日,是父亲李铎先生90岁大寿,首都媒体约我写一篇"我眼中的父亲",我爽快地答应了。作为曾经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过8年的我,写文章虽非难事,但却迟迟没有动笔,回首往事,可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连续多日都在思考着从哪里入手。我是李铎先生最小的儿子,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的书法艺术人生,区区几千字恐怕难以把我眼中的父亲讲     

“我爱水电这一行”

1969年初,我带领野三关区400多民兵参加葛洲坝工程,从此与水电结下不解之缘.后来我回到家乡野三关.在乡亲们和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制定出修电站的计划,并于1977年建成投产第一座水电站,古老的野三关亮起了第一只电灯.冬去春来,八十年代初,我担任鱼泉河电站指挥长.为解决明渠堵塞的弊端,我们从河床下打进水隧洞320米,仅此一项就节约资金一万多元.同时,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把20多吨重的机组设备用木制"独     

我和苗绣

接过父亲终其一生心血收藏整理的苗族服饰，转眼已7、8年了。父亲曾宪阳被誉为“中国苗族服饰收藏第一人”。而身为汉族的我，常常被收藏界误以为是地地道道的苗族。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在苗族文化浸染中，我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民族。无论走到哪里，我的眼光总是离不开苗族服饰，尤其是她那惊艳世界的苗绣。关于苗绣，我想，不仅仅一本书两本书就能讲完的。对于我来说，恐怕我要花上一生的时间去给所有在我的博物馆里，被这些美丽精致的苗绣倾倒的人们讲述这一文化遗产的来历和价值。     

班禅的画师——尼玛泽仁

尼玛泽仁46岁,四川巴塘人,1962年毕业于四川美院民族班.他对西洋画较熟悉,也热恋过版画,1982年终于决定走民族画道路.于是入藏区、进寺院,钻研藏族历史文化和民族宗教,同时将西洋绘画技巧运用到民族传统绘画中来,从而开始了新藏画的创作研究.     

我的藏学研习经历与西藏情结

能够跟藏学研究这个领域产生交集,是我人生和学术经历中宝贵的机缘.1996年夏天,我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研究员邀请,参加由他主持的国家"九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西藏及其他藏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课题研究,成为该课题组的一名成员.当年夏天,我随课题组成员一起赴西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我所在的调查小组成员包括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何国强博士、四川大学李涛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次仁央宗、达哇才仁和龙西江.     

我爱藏族人民

喜爱什么,想干什么.这是人之常情.我喜爱藏族人民.我想通过电影艺术表现他们,这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195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制片厂联合摄制一部彩色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这是一部反映修筑康藏、青藏两条公路的大型纪录片.我是这部片子里的一个导演.为了拍好片子,前后在西藏工作了近一年.这一年中,我和修筑公路的藏族民工接触的比较多.在接触中,我逐漸地认识了他     

我自豪,我是民大附中的学生

转眼,来附中已经快两年了,回想起入学初期军训时想家哭鼻子的我,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多庆幸,当初哭得再凶也没有放弃,而是坚定地开始在民大附中的生活。事实证明,这个选择,再正确不过了。学生大会上,最热门的一句话莫过于"我们附中就像个小社会,也是个大家庭"。没错,这里,最社会,也最家庭。     

学缘 ——我和钱锺书、杨绛先生的通信

我和钱锺书先生有通信,但从未晤面. 通信起因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中旬我和内子出差无锡,趁便访问了无锡新街巷钱先生的故宅.回京从一位小友处得知,钱先生已经获悉有人去他老宅拍照.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好秘而不宣了.于是我在当年的十二月一日,给钱先生写了一信,具道首尾缘由,并附呈在钱宅拍的照片四张,请求宽谅我们的冒昧.     

我要画遍56个民族

易只，男，1938年生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马头桥乡狮子寨。曾任《水钢报》主任美术编辑 、水钢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95年因病退休。1996年4月1日开始自费进行“祖国万里行民族 风情考察写生”活动，计划用8至10年画完全国56个民族(含支系)的服饰、工艺和风情。在 一个秋日的早晨，我见到了风尘仆仆的易只，他说──在我面前的易只，个子不高，略显疲惫。到目前，他已经走过了云南、贵州、四川、湖南、 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广西、湖北、海南、广东、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 等17个省市自治区的45个州地市、90多个县(自治县)、…     

感谢与我风雨同舟的家人

<正>我叫李炎雄,1956年出生,土家族,中共党员,现担任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镇文化站站长,在张家界市最偏远的山区乡镇从事基层农村文化工作23年。我家祖孙3代共6口人,妻子是一个只有初小文化的农村妇女;长子李晓明毕业于中南大学,现供职于长沙理工大学;儿媳龚辉浓毕业于长沙交通学院,现供职于湖南路桥公司;孙儿浩阳刚刚两周岁,聪明可爱;次子李晓峰毕业于长沙医学院,现供职于长沙一家系统集成公司。     

回忆我与蒋介石的几次接触

回忆我与蒋介石的几次接触刘万春一、首次在汉口与蒋介石接触１９２６年我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８师第１团团长。独立第８师师长是刘春荣（保定军校毕业）。该师原属北洋部队驻湖北省沔阳县。１９２６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直属总部指挥。１９２６年底调汉口刘家庙，拨归国民革...     

我心中的《民族团结》

我们蒙古族有句俗语:“炒米不掺沙,老友无虚假”。我做为《民族团结》的一名老读者,掏心里话讲,我与《民族团结》的感情绝非一般,不然的话,怎么能同她结下不解之缘呢?十多个春秋我一直自费订阅这个刊物,她成了我朝夕相处的良师益友,也成了我精神上的支柱与食粮。回顾这些年的历程,我觉得自己的点滴长进,都与《民族团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六十年代初期,我从县城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坝上草原,当上了这里有史以来的第一名蒙古族小学教师。记得开学典礼那一天,县民委的一位老干部,从百里之外的县城驱马赶来祝贺,向我赠送了新出版发行的《民族团结》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