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管制与国企高管行为 ——基于"不作为"和"乱作为"视角

如何合理设计国企高管的薪酬契约,形成对国企高管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一直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命题,尤其是薪酬管制政策的实施是否会滋生新的机会主义行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2015年以来的薪酬管制政策对国企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管制前薪酬水平较高的国企,其经营业绩、投资规模和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降低.说明薪酬管制政策会提高国企高管"不作为"的倾向,但也会抑制国企高管的"乱作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这种效应越显著.因此,政府在薪酬改革过程中应关注薪酬管制政策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建议将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避免管理层的"不作为".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已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涉及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但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日渐显现。本文主要从国企高管薪酬分布不均、国企高管薪酬与绩效脱节、薪酬管理失控、有效激励不足、薪酬考核体系不健全等方面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使国企高管人员的利益和股东（人民）的利益相一致。     

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实现路径及其约束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导致了经营者约束的软化,加上国企高管与所有者利益的不一致引发了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缺乏有效监督情况下的高管权力扩大导致了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问题。本文以国企总经理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五十家国企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国企高管超额薪酬实现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国企总经理领取了超过民企总经理的超额薪酬,并且国企高管超额薪酬的实现路径受到任职时间、政府投资力度、总经理股权、是否有政治关联、是否在其他公司任职等因素的影响。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机制两个角度提出了约束对策。     

国企董事薪酬激励控制权的公司治理配置进路

金融危机以来,董事、高管薪酬激励失范已引起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现行国企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控制制度已导致了激励机制的严重扭曲,改革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控制权已势在必行。当前我国国企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改革的方向却偏离了国企公司治理的特质。通过改革公司治理,应当将国有企业董事的薪酬标准决定权列入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和国有企业监事会共同行使的法定职权,以取代西方国家和我国当前通行规定的由公司股东会或由董事会确定董事和高管薪酬水平的权力,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研究

高管薪酬管制是伴随我国国企改革进程产生的制度设计,激励理论引入公平偏好理论又为薪酬管制提供了进一步的学理支撑。基于公平偏好的政府薪酬管制在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确定过程中实际存在,这有利于政府部门提升社会公众公平认知、降低自身代理成本。与此同时,外生的薪酬管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企业绩型报酬方案的实施空间和激励效率,可能导致更多在职消费,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可作为提升政府部门公平感知的一项措施,但归根结底,深化国企改革,加强国企监管,从制度层面上为合理的国企高管薪酬提供保障才是根本之举、治本之策。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政府公平偏好与企业绩效的双重视角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已逐渐在全国推行。现有文献对薪酬管制政策效果的评价存在一定的争论,且使用理论模型进行研究的较少,更少有文献将公平与绩效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在建立的理论模型中,政府效用源于国企营利、公共服务、薪酬分配的公平性,高管效用源于两种努力及政府的两种激励。模型显示,限制国企高管薪酬将缩小高管与公众、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并降低企业效率。薪酬差距的缩小将提高政府效用,而企业效率的下滑将降低政府效用。在理论建模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国企高管限薪的效果进行验证,发现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两类收入差距及企业绩效。进一步分析表明,国企高管的绝对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相对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理论模型与实证结果意味着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存在不一致性。解决政府效用与企业绩效的矛盾,成为国企薪酬政策面临的重要问题。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参考意义。     

高管薪酬相关问题研究

企业管理的薪酬并不是随着企业的出现而产生的,而是有限责任制和股份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物。高管报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也有许多研究否认了这种关系。高管薪酬,在中国大陆应该还是一个新鲜事件,但在美国,却是由来已久。与美国相比,中国高管薪酬有其自身的特点,国企高管薪酬的失控原因之一是国企产权不明。政府介入高管薪酬只能是一种非常规手段,而企业高管薪酬的决定权最终应该由企业董事会拥有。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薪酬委员会设立、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

以自愿披露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以“最优契约论”和“经理人权力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不同产权性质下薪酬委员会设立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而非国有企业中则相反;进一步细分国有企业发现,央企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薪酬业绩敏感度,而地方国企则相反;通过对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在相对业绩高和业绩上升时,地方国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其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在相对业绩低和业绩下降时,央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这意味着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央企和地方国企以及企业不同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情况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作用不同,地方国企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具有为其高管辩护的经验证据,更符合经理人权力理论.     

国企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国企高管高薪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加剧了两极分化,对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文中分析了导致高管薪酬虚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分析师关注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了分析师关注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发现在中国,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降低高管薪酬粘性;进一步按照地区分组测试的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加显著。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增进了关于资本市场的机制安排影响高管薪酬粘性的理解。     

分类治理视角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分类治理是现阶段国企改革的关键举措之一.文章以“国有企业分类治理”为研究视角,基于2010-2014年244家国有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检验了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进而提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设计思路.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高管薪酬与国有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但该结果在公益美国企样本中得不到支持,而在商业类国企中结果显著.除此之外,在不同类型国企中,国有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等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存在现实合理性,研究结论为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企业高管控制权收益显性化的效果研究

通过何种方式抑制企业高管特别是国企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等控制权收益,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改革的难点问题。根据高管收益替代的理论分析,基于中国企业高管薪酬逐年上升的事实,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差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以2003—2009年755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随着中国企业高管显性报酬的提高,高管显性报酬对高管控制权收益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显性化效果显著;然而,由于存在着监督力的差异,国企高管控制权收益的显性化效果弱于非国企,因此显性化改革过程中监督力的强化不可或缺。     

共同机构与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

在共同机构现象逐渐兴起的大背景下,考察共同机构对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会参照共同机构联结公司进行调整,即存在共同机构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该参照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降低了与共同机构联结公司薪酬差距对高管主动离职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共同机构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呈现明显粘性特征,加速了高管薪酬上涨,并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分析显示,共同机构委派高管时,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更强,但这种强化作用只出现在参照公司薪酬高于本公司的情况下,从而增大了共同机构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粘性;上市公司位于公平认知较强地区与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时,共同机构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更强。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作为样本,从公司规模,独立董事的比例,地区,公司业绩四个方面考察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公司规模和地区差异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公司业绩和独立董事的比例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不显著。     

安徽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统计2011-2013年安徽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数据,发现在高管薪酬总体水平、不同行业高管薪酬差距、高管薪酬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文章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安徽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相应的政策建议。     

晋升激励、薪酬管制与投资效率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是我国政府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但目前政策的干预效果尚未达成明确统一的结论.文章以2009年发布的国企"限薪令"为外生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管制的实施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现象,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     

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发现,家族控制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超额薪酬;家族控制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非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新思考

本文回顾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演化过程,分析现阶段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状况,提出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改革主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