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屈原给弟子的思考提纲

对屈原为何而作《天问》,历代都有争论。《天问》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研究屈原思想的重要史料。因而,弄清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一、关于《天问》的主题要辩明屈原为何作《天问》,须先辩明《天问》的主题。王逸首先提出“舒愤说”。他说《天问》是屈原放逐后,看见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叙》)。王逸是东汉人,他的《楚辞章句》是较早的     

巫诗《天问》论

《天问》是楚辞中最难理解的一篇,它因为文理杂乱,内容深僻,二千余年来始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难猜之谜。 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天问》注解是王逸作的。王逸于序中说: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倘桅,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渔父》三题

《楚辞》中有《渔父》一篇,关于其作者是否为屈原的问题,历有争议。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楚辞章句》谓:“《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如果说,王逸是为了不存“偏见”而信疑并存,那么对于与《渔父》风格、形式基本相同的《卜居》,王逸却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古代宇宙论的一场探索——从《天对》和《天问注》看柳、朱宇宙论的异同

《楚辞灯》的作者林云铭说过:“一部〈楚辞〉,最难解者莫如〈天问〉一篇。”诚非虚语。就《天问》本身来说,难中之难者,又莫如对宇宙天体形成及其结构模式的追诘。历史上注释《天问》的人很多,但不少注者不能得其要领.认为屈原撰写《天问》,只是“呵而问之,以谍愤懑。”殊不知,屈原实际上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索世界之本原,追询宇宙之演化。 历代注家中,能够打破对字法词义诠释的局限,而从哲学和天体科学的高度,对《天问》中有     

《渔父》发微

一、关于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宋代以前,人们对《渔父》的著作权从未提出过怀疑。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然明代张京元(《删注楚辞》)以后的注家却有人开始对其著作权问题提出怀疑。他们认为《渔父》非屈原所作,或为宋玉、景差等楚人所为,或为汉人伪作(如清代崔述《考古续说·观书余论》及胡适《读楚辞》和陆侃如等)。马茂元先生主编的《楚辞注释》亦认为“本篇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点校整理本朱熹《楚辞集注》简介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吴广平教授点校的南宋朱熹所撰之《楚辞集注》一书已于2013年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湘文库"丛书之一种。朱熹的《楚辞集注》是继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楚辞》注本,是宋代楚辞     

《天问》题义新解

什么叫“天问”?自东汉王逸首倡“天问”就是“问天”之说后,古今楚辞研究者对“天问”二字的解释始终囿于一个“天”字而不能自脱。其实,“天问”的如此释义与《天问》的实际内容差距很大。《天问》问天的部分在全诗里所占的比例极小,而问人的部分则很大。林云铭说;“兹细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之兴亡作骨。”(《楚辞灯》)他不以“天”为全诗之“骨”是有眼力的。更何况在屈原的眼里,“天”根本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至贵者。《天问》里对“天”的质难信手可摘,什么“天命反侧”、“帝何刑焉”、“帝何竺     

《招魂》管窥

《招魂》为屈原所作,抑为宋玉所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归屈原者,多引司马迁《史记》本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近时郭沫若、马茂元等少数学者主其说,惜论证尚嫌疏略。主归宋玉者,多承王逸《楚辞章句》的说法:“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返之     

《离骚》“求女”辨

屈原《离骚》有一段求宓妃、佚女、二姚的浪漫主义描述。对此“三求”,历来注家解释不一。王逸以为往求“天下贤人”,“与俱事君也”(见《楚辞章句》);赵南星以为是“托为远游,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见《离骚经订注》);贺宽以为“女以比郑袖”,“求女”即欲走郑袖之路,“转以达于其君”(见《坎骚》);朱熹、蒋骥则以为是“求贤君之意”(分见《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诸说纷纭如此,实有一辨之必要。怀王无贤内助,《离骚》“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屈原     

招魂—屈原招楚国先王之魂

<正> 《楚辞·招魂》,到底是谁作来招的谁魂的,自古迄今,其说纷纭。第一个就此发表过意见的人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屈贾列传》中曾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确指《招魂》为届原所作。只是他未就作来招谁之魂,说明已见。迄至后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异说遂起。据我所知,其说大约有五。(1)宋玉招屈原生魂。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     

《楚辞》校证二十五则简

今本《楚辞》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招魂》作者补证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向有二说:一种观点认为,《招魂》系屈原所作。首倡此说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里虽未明言,但他把《招魂》置于三篇屈作的中间,并称“悲其志”,可见是视为屈原之作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招魂》系宋玉之作。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     

女娲与中国古代的女性崇拜

女娲之名,就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首见于屈原的《天问》,其辞云:“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云:“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由《天问》的记载来看,有关女娲的神话,应当早在这之前的年代就已经形成、成熟。文献中关于女娲神话的记载较多,此略举数条以示。     

楚辞五体源流论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确认了屈原作品的具体篇目,由此奠定了中国楚辞学的基本格局.根据战国时期的著述署名习俗,结合近几十年出土文献来看,战国楚辞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汉人确认的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应该是战国南楚辞赋的合集,它像战国子书一样,署名权属于南楚诗坛盟主屈原.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存战国楚辞作品可以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楚歌五种体式,每一种体式都各有自己的源流.恢复战国楚辞多元发展的原貌,将某些作品与屈原进行剥离,有助于建立楚辞研究的新格局.     

从《楚辞集注·天问篇》看朱熹的哲学

《楚辞集注·天问篇》,是南宋朱熹对屈原《天问》的注释。《天问》作为一篇哲理诗,在整个楚辞中别具一格。朱熹对《天问》的注释,诚然涉及到文学、历史种种问题,在整个《楚辞集注》中也主要是一篇哲学作品。人们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朱熹研究《天问》的长短得失,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朱熹哲学的某些特色。因此,研究屈原《天问》者,《集注》此篇不能不读,研究朱熹哲学者,     

《楚辞》学习札记(二则)

一、《天问》一解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乌萃棘,负子肆情? 此条古今异说颇多,玉逸谓是晋大夫解居父聘吴,过陈时戏妇人事(见《楚辞章句》;按解居父故事见刘向《列女传》);屈复以为系纣宠妲己故事(见《楚辞新注》);丁晏、王闓运以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故事释之(见《天问笺》和《楚辞释》);当代学者郭老和游国恩先生则以上甲微故事阐释(见《屈原赋今译》及《楚辞论文集》;按王国维亦有是说,见《殷卜     

试论《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

(一) 今存之《楚辞》注本要算王逸的《楚辞章句》十七卷为最早。《四年提要》说,该书旧本原题为刘向裒集,王逸作注,“是为总集之祖。”东汉以后的学者,无不以它作为研究《楚辞》的底本。“逸注虽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故李善注《文选》,全用其文。”这固然说出了该书价值之所在。但我想,《楚辞章句》为后人所垂青的。并非光是王逸的注,更重要的还有这部书各卷所附的序文。除每卷各有一篇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