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鸦片战争前银钱比价问题的一点思考

鸦片战争前的银贵钱贱产生于乾嘉之际，而鸦片输入引起的白银外流则是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以后的事，银贵钱贱已持续了３０余年。因此，传统的所谓银贵钱贱是由于白银外流，而白银外流是由于鸦片大量输入的结论是错误的。钱价暴跌不在于银贵，而在于制钱本身。银钱比价不仅是两种货币之间的问题，而是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鸦片输入只是加重了银贵程度，加速了中国货币危机的到来     

明清时期银钱比价初探

本文考察了明清时期(1368-1911)白银和铜钱这两种金属货币的比价变动情况及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明清时期白银和铜钱的比价一直是变动不居的,而中后期银钱比价波动尤为剧烈。从总体来看,明清时期一两白银所能兑换的铜钱数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白银和铜钱的数量及其本身的价值、海外贸易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银钱比价。市场上劣质铜钱的大量涌现则是导致银钱比价剧烈变动的最主要原因。     

清末币制改革述评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在银贵钱贱、币制混乱的情况下,清政府逐渐创立起一种新的币制,即银元制度。这实质上是中国在币制上的近代化。     

清代广东银钱比价

银钱比价是清代货币史研究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制,“钱与银相权而行”,虽然顺治四年政府定制钱“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从此在法令上维持银钱一两比一千文的比价,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力维持这一规定。有清一代,银钱比价变动不居,不但因时而异,而且在不同地区也有各自的特点。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清代广东地区银钱比价的基本情况。     

明代货币比价变动与套利经济

多种货币形态共存,货币之间必然存在比价与变动,这是经济社会中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在明代货币白银化进程中,货币比价变动对社会经济、国家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政治权力下衍生出来的套利经济一定程度地人为破坏了社会经济运行发展的软环境。     

从清朝海防看鸦片战争失败原因

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探讨,由来已久,比较共同的看法是:“由于清朝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这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而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反映在军事上,就是军事制度、军队素质、武器装备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专就清朝当时的海防状况,探讨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中,会党是一支非常活跃的政治力量,尤其在辛亥革命时期,它成为一个方面军,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开展对会党的研究,有助于弄清中国近代史上的其它问题。在本文中我仅就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主要成员;会党的性质;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这三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希望引起争论,并能得到同志们的指正。会党的主要成员问题上述三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要作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首先必须搞清楚会党成员。从我已经见到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主要成员,是“游民”、     

略论鸦片战争前的白银问题

白银与制钱是清代并用的主要通货。但清代白银先后发生过严重问题,即由起初的“银贱钱贵”转而为“银贵钱贱”。尤其是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白银日愈价昂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就鸦片战争前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限于水平,谬误之处,请史学界前辈教正。     

生息银两与乾隆时期的通货膨胀

为了研究清代财政经济状况,主要依据<清实录>等官方资料,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文献分析方法,讨论了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内在过程、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特点等问题.研究表明:乾隆时期投入市场的生息银两资金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远迈前代.其投资方向主要集中于货币金融与消费品流通领域,资金出路狭窄,在乾隆前期引发消费品需求激增;货币资金通量激增;白银通量增长大于制钱通量增长;在追逐"铸息"和"平抑钱价"的货币政策驱动下,酿成中后期"银贵钱贱"的通货膨胀局面.生息银两既促使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后者也对前者发生反作用:商人对"发商生息"库帑的态度会受到银钱比价变动影响,在通货膨胀严重时甚至拒贷帑银或拖欠库帑本息.乾隆时期通货膨胀虽严重,但制信誉较高钱依然,货币体系的完整性尚存.     

一个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也谈划分“社会经济时期”的标志

洪远朋同志在《<资本论>札记(两则)》“关于划分社会经济时期的标志问题”中,列举了《资本论》中有关划分社会经济时期的三个标志:劳动资料、生产要素结合方式(洪远朋同志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剩余劳动的形式。洪远朋同志认为:“这三者的关系是原因、标志和结果的关系。”“片面强调以哪一种提法为唯一条件和标准来划分经济时期,都是不全面的,应该把三者统一起来考察社会经济时期的划分。”(《复旦学报》1982年第3期第21页)对此,我谈几点不同看法。     

中国经纪人写真

上篇 久违经纪人 羊城舌战:犹抱琵琶半遮面 所谓经纪人,是指那些在市场上为买卖双方充当中介而收取佣金的商人。“汉称驵侩,专门介绍牲畜买卖。自唐起称牙人,业务扩大到为田宅交易说项等等。大约到了清朝,才逐渐把此类生意归入‘经纪人’这一概念中。清诗云,驴马牵连入市沽,倩他经济较锱铢。就是证明。”中国在商品经济萌芽时期经纪人曾遍布全国各大城市,活动范围涉及房地产、粮食,金融等领域。     

民国时期(1912——1949)四川的人口变动及其原因

在中国近代人口史上,四川省人口的发展及其影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早在清朝嘉庆17年(1812年),四川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6.6％,到了1912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0.77％。自此以后,四川一直保持了约占全国人口1/10的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对四川历史上的人口变动及其原因却少有研究,特别是关于民国时期四川人口变动及其原因的分析文章尚付阙如。为此,笔者愿将对这一问题的近期研究结果公诸与众,就教于专家学者。     

献身于民族大家庭的六世班禅大师

我们多民族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在漫长岁月中共同缔造的。其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又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为它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光辉的贡献,甚至英勇献身。六世班禅大师就是清朝时期,继五世达赖喇嘛之后,代表藏族人士对当时民族大家庭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又一伟大历史人物。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乾隆皇帝七十寿辰。乾隆四十四     

有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问题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学习近代史的人,意见是一致的。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断限,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下限放在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有的放在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提法是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形成”或“完全形成”。 我认为以上两种看法有商榷的余地。如果说在这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     

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性质的再探讨

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在陕甘爆发的回民起义,是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抗清朝反动统治的重要方面军。对其历史作用,史学界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但是,对这次起义性质的看法,却有着较大的分歧。1963年,我曾著文认为,这是一次“反抗清的反动统治”的斗争,同时指出:“这次起义具有突出的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特点”。有的同志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是一次“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另外,也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一     

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处理汉奸问题措施研究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之所以能够屡战屡胜,汉奸作用不容小视。清政府对于汉奸活动极为重视,并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处理汉奸问题,然而因为清朝统治者认识不清及晚清政治腐败等多种原因,尤其是清政府未能妥善处理外敌入侵时各类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剧烈变动的新形势,使得诸多处理汉奸问题的措施沦为具文而无法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添一注脚。     

日本川久保悌郎教授来函

在《东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上,曾刊载了金恩晖同志撰写的《清代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一文.论文就日本川久保悌郎教授于1964年所写的《对清朝人参采集制度的一种考察》一文的某些观点表示疑义,并指出了史实上某些失误之处.今年四月七日,川久保教授来函,认为金恩晖所提订正意见是正确的,"尽管敝人是把清朝的人参采集制度做为考察的对象的,从这一角度注意并涉及到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职能,结果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把仅仅是其中任务之一的采集人参当做主要匪务加以强调.这是我的考虑不周.但正如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主要任务是采捕东珠,而人参采集则     

放下34年的仇恨

我把心里一直记恨的人列了一张清单,这其中伤害我最深的人,是我的一位远房叔叔。童年时期受到的伤害,有时会记恨一辈子。这个远房叔叔,我记恨了34年。     

《老子》不是唯心论

关于《老子》哲学,一向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文化革命期间,认为《老子》是客观唯心论,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有人甚至说,《老子》的世界观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我想不应该是这样。《老子》问题长期不得解决,可能是由于我们探索得不够。一、《老子》是物活论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曾经指出人类思维的发展历史可以分做三个阶段:一是原始的、朴素的辩证法时期;二是对个别事物进行分类解剖时期;三是科学的辩证法时期。《老子》这一著作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并且具有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把它归到第     

12.30事件与国民党问题的辨析——兼与台湾《东北党务辑要》作者栗直先生商榷

1931年至1945年东北沦为殖民地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抗日组织和人民进行过多次大镇压,发生在1941年12月30日的12.30事件即是其中之一。关于12.30事件镇压的是那个、或那几个抗日组织的问题,多年来说法不一。笔者有幸拜读台湾栗直先生大作——《东北党务辑要》,其论据虽有不同。但12.30事件所镇压的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结论,却与大陆原国民党有关人士的说法相一至。现在根据多年来搜集到的有关日伪档案资料和有关当事人的口碑,对这一问题提出如下粗浅看法,意在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