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继迁的卒年问题——对《李继迁卒年辨正》一文的商榷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载有顾吉辰同志《李继迁卒年辨正》一文(以下简称顾文),认为夏国奠基者李继迁之死应在宋真宗咸平六年(一○○三年)十一月,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以下简称《长编》)把李继迁之死记为景德元年(一○○四年)正月是错误的。并作了如下论断:“池(李焘)的这一元年正月说,所造成的影响颇大。后来彭百川、无名氏、脱脱·毕沅、吴广成等,在转抄他的材料时,都接受了他的说法,一直延至今日的《辞海·李继迁》条目。……今天,尚有一些论文、专著,径用错误材料,得出不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我想,对此问题作一辨正是有必要的。”     

李自成农民军究竟于何时入豫?

史籍中的纷歧记载与当前的不同看法 关于李自成农民军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何月突入河南的问题,在清代有关的诸史籍中,往往根据传闻或推测从事,因而记述纷纭,莫衷一是。 一说李自成军于崇祯十三年九月间进入河南。此说在清代官私诸史册中最为盛行。顺治十五年刊印的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十二年(按当为十三年)九月,     

赵贞吉生年考及官职考——《明史》辨误两则

明人赵贞吉的卒年在《明史》中记载为“万历十年”,陈支平先生的《赵贞吉卒年考——明史正误一则》已证此说有误,本文增加史料进一步证明,并由此推之赵贞吉的生年应该是明武宗正德三年（即1508年）;《明史》记载赵贞吉隆庆元年任“礼部左侍郎”,而经多方考证,隆庆初（即1567年）赵贞吉应任“吏部左侍郎”。     

《后出师表》相关史实考

对诸葛亮《后出师表》,人们提出各种置疑。《后表》叙事是否有史实根据,是其焦点之一。笔者考查有关文献后,提出以下看法：《后表》叙事与历史文献所载史实基本相合。其中有矛盾处,如：赵云卒年不合问题,是因为史籍记载时有错误;阳群等人事迹不另见于《三国志》等书,是因为史籍所存有限;祁连难以落实,是因为古今地名演变;李服、王服不分,是因为人名笔划讹错;南阳、乌巢、潼关,容易识别;北山、黎阳、巢湖,不易分辨;夏侯、关羽,事迹昭著;刘繇、王朗,资料隐晦。凡此各种情况,颇费斟酌。拨云见日,《后表》确为诸葛亮之作品。     

<<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当以何家为正,后世诸说纷呈,本文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     

《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当以何家为正，后世诸说纷呈，本文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     

明代中国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

美丽富饶的群岛之国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的太平洋面,与我国台湾省只隔着一个巴士海峡,真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中菲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历史悠久,有人说始自局朝,有人说始自汉朝,有人说始自第三世纪,这些说法的论据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根据信史记载和考古证明,两国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宋,这在《新唐书》、《文献通考》、《宋史》、《诸蕃志》、《宋会要辑稿》等重要史籍中都有具体的记载。但是,唐、宋、元的中菲关系毕竟基本上还     

李自成农民军襄城战役日期纠误

襄城战役是李自成农民军几个著名战役之一,它继项城战役之后“再破秦师,获马二万,降秦兵数万,威震河、洛。”(《明史纪事本末·李自成之乱》) 但是,诸有关史籍中对于襄城战役日期的记载很不一致。大致上有两种不同说法:一为崇祯十四年十一月说;一为崇祯十五年二月说。现将有关记载摘录如下:     

北魏道武帝早年踪迹考

《魏书》对什翼犍的死期、死地与北魏道武帝建国前踪迹的记载上,其可信性不能不受到怀疑。细究南北朝史籍的相关记载,看似存在矛盾,但能发现巧合之处,而且南朝史籍能够补充北朝史籍缺少的部分内容。据此可推知：拓跋代国灭亡之后到道武帝九年（386年）回独孤部为止,道武帝并没有生活在代国旧地。     

诸葛亮躬耕隆中说献疑

<正> 近年来,汉魏史学界兴起了一个“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讨论热,不少人认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这种说法初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认真思索,就发现尚有不少疑窦,而南阳说亦非无稽之谈,故下定论为时尚早,实有深入研讨之必要。在此就襄阳隆中说提出几个令人生疑的问题,并略抒浅见,以求教大方。 文献记载是否一致 丁宝斋同志说:“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对于这种说法,笔者实难苟同。试问:如果史籍文献记载始终一致,何以有清代和今日之论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须将一些主要文献记载加以梳析。     

明代西宁卫所属藏传佛教寺院考补

明代西宁卫所属藏传佛教寺院甚多.蒲文成先生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一书对此已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尤以对清代创建寺院的记载最多,也有相当数量的明代或明代以前创建寺院的记载.但是,该书主要依据的是清代以来的《安多政教史》、《西宁卫新志》、《青海记》以及寺院保存的部分寺志和当地的口述历史,而不是明代史籍,这对于确定上述寺院是否为明代所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主要依据《明实录》等史籍中有关西宁卫所属藏传佛教寺院的记载,对明代西宁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略加考补.     

永顺土司归附明廷相关史料记载异同探微——以《历代稽勋录》为中心

《历代稽勋录》是一本系统记载五代以来,湖南永顺彭氏历任土官、土司生平事迹与功勋的私家著述。书中对元末明初永顺土司归附明廷时间和经过的记载,与《明实录》、《明史》等史籍存在差异。本文意图通过对上述史籍记载之间的差异展开研究,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而还原差异背后潜藏的历史真相。研究认为,《历代稽勋录》有关永顺土司归附明廷的记载是真实的,进而证实了它作为史料的可靠性。此书记载的真实可靠,一方面有助于更加清楚地了解元明之际某些特定历史进程的真实经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认识与解读各种官私文本史料,揭示同一史事记载互有差异的成因。     

炎帝神农氏几个问题之探讨

炎帝神农时代大约距今8000年至6000年左右.炎帝神农氏的诞生地,史籍有"生于烈山"说和"长于姜水"说.炎帝的陵寝史籍记载只酃县一说.葬在"长沙茶乡之尾"炎帝陵的是第一代炎帝.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的关系是同源共祖、前后相继的关系.     

李贺生卒年新考

唐代诗人李贺的生卒年,自明末清初以来有多种说法。唐代杜牧《李贺集序》中关于李贺享世年岁等有关年月的记载,是目前考证李贺生卒年的最主要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文字依据。作者曾考索杜牧《樊川文集》中所有记载年月的数目字及其表达年数的涵义。在上述考索的基础上,探讨了杜牧用数词表达年岁的习惯用法———即虚年计数法,藉以考得李贺生于公元791年,卒于公元817年。     

“州郡皆置中正”与“晋宣帝加置大中正”辨正

关于曹魏初年的中正组织及州大中正的设置时间,杜佑《通典》有"州郡皆置中正"和"晋宣帝加置大中正"两种不同的记载,目前中外学者大多不赞成前一说,而采信后一说。然而考之史籍,"州郡皆置中正"说与史实相符,可资凭信,"晋宣帝加置大中正"说则疑点颇多,难以信从。     

岑参去世年月辨考

一关于岑参的卒年卒月,目前文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颇具代表性。一种是赞同闻一多先生在《岑嘉州系年考证》(以下简称《考证》)中所提出的大历五年(770)正月说,另一种就是以郭沫若先生论定、陈铁民、侯忠义先生《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以下简称《校注》)总其成的大历四年(769)岁末说。他们的意见,《校注》作了概括性的总结: 关于岑参去世的年月,学者间有不同看法。赖义辉《岑参年谱》(载《嶺南学报》一卷二期)定岑卒于大历四年,根据是杜甫《追酬故高蜀州(适)人日见寄》诗的序文:“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李)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未提及岑参,可见其时岑参已殁。诗序署明作于“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关于伊斯兰教开始传八中国的时间,史学界多据正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等)记载“大食国始遣使朝贡”等史实定为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一年)。但是,“使节的来华,不等于伊斯兰教的传入”,伊斯兰传教士可以先于正使来华。所以,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似应定在最早的穆斯林来华居留和进行传教活动的年份。史籍记载穆斯林来华传教的时间有早至隋开皇中(公元五八一至六○○年)的,还有唐高祖武德年间说和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说。这些记载都不可信。因为穆罕默德公元六一     

再论辽阳即古襄平——“曹雪芹祖籍铁岭说”商榷

20世纪,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籍,主要有"河北丰润说"和"辽宁辽阳说"."丰润说"的致命弱点是无法与史籍明确记载的曹氏关外祖籍联系起来.近年来辽宁铁岭李奉佐先生根据<上元县志>记载曹家"著籍襄平",认为"古襄平在铁岭",提出曹雪芹关外祖籍是铁岭的新说,试图弥补这一根本缺陷.但根据自前汉至明清史籍关于古襄平城和辽阳城地理位置的大量记载,笔者以为古襄平城确实在今辽阳,"古襄平在铁岭"、"曹雪芹祖籍铁岭"等说法不能成立,曹雪芹祖籍应为辽阳.     

汉成纪县治考

成纪是见于史籍较早的一个古地名,传说它由伏羲之母华胥怀胎十二年生伏羲而得名。秦安属古成纪的中心地带,西汉王朝在成纪的中心地带设置了成纪县,县治今秦安县城北三十里之"小坑川"。从各类史籍的记载,从实地调查考证和发现的古城址来看,《旧唐书》记载的"成纪,汉县,旧治小坑川"就是今秦安县城北三十里之安伏川。     

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中所载汾酒史料考述

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中所载汾酒史料的相关史料,以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填补了清代前中叶的史籍,尤其是山西史籍对汾酒历史记载的遗漏。将“汾酒”称谓在史籍中的最早记载时间向前提了55年。将“汾酒”称谓在山西史籍中的最早记载时间向前提了147年。同时将康、雍、乾之际,汾酒在清王朝辽阔的疆域内“四远驰名”的实情呈现在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