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直选的实践模式研究

社区居委会直选,是推进城市基层民主建设和社区自治的重要途径。城市社区直选的实践模式有广西模式、北京九道湾模式、宁波模式和盐田模式,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指导思想相同、动力机制近似、发展策略趋同,广西直选在数量和规模上加快了城市社区直选的步伐,非政府组织的介入、选聘分离、会站分离分别是北京九道湾模式、宁波模式、盐田模式的最大特色。     

“捍卫小事”的意义

宁波市的社区发展已基本完成了物质建设（社区规划、社区经费、社区用房）、制度建设（选聘分离体制、职业化社工规范性制度、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制度、社区工作群众满意度评估）这两个阶段，社区发展有了基础性的保障和动力，并形成了具有宁波自身特点的社区发展的基本框架。     

城市社区“企业”的角色重构——基于治理理论的探究

治理理论是新保守主义政治观中继保护型民主理论之后政治学知识再生产的选择,其与城市社区建设的融合形成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城市社区治理的三大主体之一——社区＂企业＂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和抛弃,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缺失部分。通过分析治理理论与社区＂企业＂的融合,重构了物业管理企业在社区中的角色,即坚持业主委员会主导下的社区治理主体。这种新的分析角度,相信对未来社区治理的研究会有很大裨益。     

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与居民政治心理相关性分析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城市社区从＂单位社区＂向＂公民社区＂变迁,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心理也随着社区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而变化。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认为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认知不足,缺乏社区共同治理的共识与信念,从而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社区治理的出路在于充分把握社区治理与政治心理之间的双向互动,以社区治理创新带动居民政治心理转变,以居民政治心理转变推动社区治理创新。     

“捍卫小事”的意义

宁波市的社区发展已基本完成了物质建设(社区规划、社区经费、社区用房)、制度建设(选聘分离体制、职业化社工规范性制度、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制度、社区工作群众满意度评估)这两个阶段,社区发展有了基础性的保障和动力,并形成     

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治理重心下移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当下城市社区治理正面临着认识不深刻且有误区，缺乏社区治理规划，治理优质资源下沉不匹配，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壁垒阻力较大，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不足等现实挑战，无法有效回应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迫切需求；应当从践行协同协商协作理念，明确共建共治共享思路，科学制定社区治理规划，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大人财物力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资源整合利用效率，强化数字治理深度运用，提升科技在社区治理中的含量等多个层面上，不断加强、稳步推进，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和社区有效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     

当前城市边缘社区治理优化研究

城市边缘社区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新出现的社区类型,属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汇地带。它既接受城市的辐射带 动,又保留农村的部分特点,具有居民人群结构复杂、社区性质亦城亦乡、居民利益矛盾突出等特征。当前,要优化城 市边缘社区的治理,实现城市边缘社区向成熟的城市社区的转变,面临着社区治理机制不完善的制度困境、社区居民 自治意识淡薄的动力困境、社区治理队伍素质不高的能力困境、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程度较低的资源困境等问题。 要解决当前城市边缘社区治理的多重困境,就必须积极研究和探寻科学有效的城市边缘社区治理对策,通过逐步完善 社区治理体制、优化社区治理队伍整体素质、培育社区精神等措施,推进城市边缘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     

新时代社区教育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超越

在城市空间中，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是解决社区教育发展难题与优化社区治理机制的有效方案。历史地看，转型期社会时空压缩的复杂境遇呼唤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有机融合，同时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在追求社区居民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上的共通性，亦为二者的互融互进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在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迈向交集的现实中，由于社会结构性因素掣肘，诱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陷入了定位不清、场域分离、机制模糊裹挟下的困境，致使社区教育优势难以涵化为社区治理效能。基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事实，需要从厘清目标结构、识别内生动力、优化机制体制方面进行建设，进而推进社区教育深度融入社区治理。     

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社区的本质与分类——基于土地产权性质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二维视角

在城乡分治体制下,“社区制”起初专指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然而,由于社区概念的泛化使用,社区的内涵与属性也趋于模糊化。基于我国土地产权性质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两个维度,揭示城乡社区的内涵与属性的差异,进而重构社区的分类体系,将之划分为“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这将有助于在由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分治体制向城乡一体化下城乡共治体制转型的新时代,构建既有共性又有特色、既统筹设计又因地制宜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宁波和谐社区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考察

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资本理论对构建和谐社区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第一,中国城市社区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第二,社会资本提倡的对社区人的社会需求和作为社区生命共同体的重视有利于减轻中国学界被理性选择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毒化过深的危险,纠正社区居民行为选择的过分理性化倾向,在社区治理研究中恢复人本主义精神。探索社会资本在宁波和谐社区构建中的作用,对于进一步加快城市社区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多民族聚居社区秩序构建探析——基于北京魏公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和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由多民族流动人口构成的城市社区秩序构建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议题。北京＂魏公村＂是一个由典型的穆斯林聚居社区逐渐演变而来的现代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对魏公村社区的历史记忆、社会构成以及秩序构建中的文化认同与治理困境进行分析,探究魏公村社区的社会治理与秩序维系对于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多民族构成社区的社会管理与秩序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党建、自治、服务是创建实验区的三大法宝

如何“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增强社区居民自治功能、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提升社区服务能力”,笔者认为必须要通过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不断深化社区治理服务实践,完善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整体提高,夯实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我国社区治理历经多年的发展,如今社区治理面临单一科层制体制在社区治理中的局限、治理资源有效分配不足、治理主体参与不足等难题,造成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区的公共性不足。公共性不足导致城市社区居民缺乏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有待进一步提升。公共价值的实现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目标追求和价值支撑,纵向科层制与横向自组织之间的“嵌入式”合作治理模式应作为我国城市社区基层的治理模式选择,发挥参与社区治理的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扩大群众参与面,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文从城市社区治理的公共价值内涵入手,以公共价值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探讨社区公共价值的构建对社区治理体系的深远影响,剖析制约城市社区治理公共价值有效性实现的深层原因,提出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社会质量视域下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研究——基于19个社区的定性比较分析

提升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借助社会质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能够识别出“缺乏社会包容”和“缺乏社会凝聚”两个风险因素。以北京、南京、义乌、宁波、成都和西宁6个城市的19个多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的条件组合展开探讨，发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存在“以居民参与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和社区认同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为依托的参与型社区”三条实践路径，营造共生共乐的社区氛围、培育共享共有的社区文化、推进共商共议的社区参与和提供优质高效的社区服务，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港为城用 城以港兴──浅谈北仑港和宁波市的“以港兴市”发展战略

＂以港兴市,以市促港＂在世界各地也不乏先例,宁波又有城市与港口共兴共衰几达七千年的历史。因此,今天的宁波凭借得天独厚的北仑港,提出＂以港兴市＂发展战略既符合城市发展规律,也符合宁波市市情,宁波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利用港口的优势,逐渐把城市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成都实践与思考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事关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提高社区治理效能,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有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长期以来,成都市坚持将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相结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多元力量协同治理,持续创新社区治理方式。近年来,成都市更是把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升级的着力点,主动谋篇布局,积极探索实践路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丰富了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讨——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哨"和基础.市域社会治理的范围既包括城市社区治理,也包括农村社区治理,不仅涵盖范围广、治理主体属性不同、治理体制机制差异大,而且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中村"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乡联动发展的纽带,其社区治理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矛盾的破解、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效的提升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治理主体关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