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时代俄中东外交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向

普京时代世界形势总体对俄罗斯有利,俄经济发展迅速,国力稳步上升,外交日趋活跃和强硬。在此大背景下,俄中东政策随之调整,更具主动性和独立性。俄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积极和独特的作用,提升了俄在该地区的政治地位,扩大了影响。同时,也增加了俄在该地区调动与美国等大国关系的外交资源。后普京时代,俄将继续其意在恢复大国地位的外交政策,与之相适应的是,俄将继续在中东奉行自主独立、与欧美保持一定距离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在与美维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格局的基础上,俄将与其他大国一起共同参与中东事务,逐步形成多极合作的局面。     

奥巴马时代俄美在中东地区的博弈

奥巴马政府为了弥补小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失误,在中东事务上一改强硬不合作态度,与冲突各方进行对话与合作,这一政策与俄罗斯平衡务实的中东外交政策基本一致.奥巴马时代,美国希望利用俄罗斯来实现其中东外交战略和政策目标,俄罗斯则希望借助美国进一步扩大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但总体上,俄美在世界各地明争暗斗,竞争多于合作.双方在中东地区的互相借重将因局势的变化和各自利益的不同而充满变数.     

俄罗斯与中东的能源合作述评

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是其参与中东事务的重要外交工具。俄罗斯借助能源合作拉近了与中东地区大国的关系,加强了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合作,为打造俄立体的中东外交做出了贡献。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具有服务于其整体外交政策、受制于国内经济形势和整体经济实力、兼顾双边与多边合作等特点。国际油价持续低迷、中东地区局势动荡推动了俄罗斯与地区国家的能源合作,但同为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的俄罗斯与中东国家,未来在争夺国际能源消费市场方面的竞争仍不可避免。     

俄罗斯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大国地位塑造

长期以来,经济外交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俄罗斯中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一度走向沉寂。普京执政以后,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恢复,俄罗斯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外交目标逐渐清晰,形成了以能源和金融合作为主导的政策体系。乌克兰危机后,为缓解国际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的双重压力,俄罗斯利用其在中东地区的历史遗产和战略资源,充分发挥经济外交的优势,从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全力塑造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中东国家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近年来俄罗斯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外交目标也做了调整,即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以能源合作为手段塑造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中东地区日渐成为俄罗斯对抗西方经济制裁、影响国际能源市场、提升大国地位和地区影响力的战略要地。     

"阿拉伯之春"与俄罗斯的中东外交战略

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苏联的中东战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经济和贸易关系以及文化软实力的输出,对中东国家产生影响."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俄罗斯在中东的利益受到冲击,主要表现为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双边关系弱化、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受损、中东地区反俄情绪增长等.一方面,俄罗斯利用"阿拉伯之春"对地缘政治所造成的冲击,及时调整了其中东外交战略,提升了中东国家在俄罗斯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俄罗斯利用"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国际体系变化以及域外大国中东外交政策的调整,重构了其与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并在恢复双边关系的基础上,推出了整体性的中东战略.     

论当代国际格局变化下的印度中东外交

冷战时期,印度对中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奉行了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支持阿拉伯联盟和反对以色列的中东外交政策,但在冷战缓和时期也有些变化;冷战结束后,印度在试图维持与中东国家的传统关系基础上与以色列建交,在试图与西方大国的协同中谋取在中东的利益最大化.印度的中东外交受到多极化力量和单极化力量角逐的影响,但其中东外交的角色转变基本上围绕与美以加强合作,它属于介于西方与伊斯兰两种国际力量间的游移势力.     

从总体超脱到积极有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中国的中东政策及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出现了积极变化。中国对参与中东事务的态度经历了从"韬光养晦,总体超脱"到"有所作为",再到强调发挥大国作用的转变。中国的中东政策从开始主要宣示原则立场向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提出中国思路和方案,再向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体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深度发展,中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实现了从最初侧重政治上互相支持,到走向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和高科技等多领域的合作,再到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快速发展。     

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之调整

埃及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已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多方面调整:对中东和周边的以色列、伊朗、尼罗河流域国家等,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以转向和改变为主,且调整幅度较大;对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大国,采取了延续基础上的调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友好国家,则继续维持与深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过渡政府对外交政策作出调整的原因主要包括:国内群众的诉求、重塑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形象以及革命后埃及“本土化”意识的兴起.埃及在外交方面的调整涉及美国、伊朗、以色列、海湾国家、非洲各国等,无疑对地区安全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际体系转型与新时期大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

二战爆发前,英、法、美、日等列强形成了多极格局,其中英法在中东开展了殖民外交,其本质是掠夺;二战后,美苏超级大国形成了两极格局,开展了联盟外交,其本质是控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超多强格局"向"后一超多强格局"演变,以美、俄、欧和日本为代表的大国和大国集团在中东谋求扩大军事影响,开展准联盟外交,其本质是维护军事安全.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也在中东开展准联盟外交,但主张在平等协商和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应对共同发展问题,其本质是维护民生,中阿合作论坛、中国同埃及、沙特和苏丹等核心大国的双边合作机制以及中东热点问题解决机制是中国开展中东准联盟外交的三个主要平台.新时期大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是国际体系转型的必然结果,中东安全体系多元化、经济相互依赖和大国身份转变使大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各具特色.     

中国如何在中东地区推进大国外交?

中国缺乏从全球战略格局、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以及中国国际责任的高度对中东进行认知,也就是说很少从大国外交的高度来认识中东,因此,如何对中东进行准确的战略定位已成为对中东外交进行顶层设计必须解决的问题。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构成了习近平主席讲话的核心,他从制度属性、外交传统、外交理念、外交政策等方面强调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六个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合作共赢,坚持正确义利观,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