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初期的山东军阀

<正> 从192年1月至1928年4月,北洋军阀在山东统治了16年多。统治山东的军阀政客依次为张广建(1912年1月兼署巡抚,3月改称都督)、周自齐(1912·3～1913·8)、靳云鹏(1913·8～1916·5)、张怀芝(191·5～1918·11)、张树元(1918·11～1919·12)、田中玉(1919·12～1923·10)、郑士琦(192·10～1925·4)、张宗昌(1925·4～1928·4)。这个时期,若按统治山东的军阀派属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是袁氏党羽(张广建、周自齐、靳云鹏)统治阶段;从1916年至1925年是段祺瑞皖系军阀势力(张怀芝、张树元、毋中玉、郑士琦)统治阶段;从1925年至1928年是张作霖奉系军阀势力(张宗昌)统治阶段。尽管政权更迭,花样翻新,但统治者都是割据一方(山东)的地方军阀,不仅有着一般军阀的共性,而且有着地方军阀的特殊性,有些特性更具典型性。细细分析归结,山东军阀有以下几方面的特性。     

略论民国军阀史的研究

一部中华民国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基本上是两部军阀史的合成:前十七年是北洋军阀史和西南军阀史(含其它派系),后二十一年是国民党新军阀史。因此,民国军阀史的研究就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近年来,我着重于北洋军阀史方面的探讨,所以只就北洋军阀史的有关问题谈谈对民国军阀史研究的看法。     

论近代会党与土匪的关系

近代中国,有两种“反社会”力量最引人注目而又扑朔迷离,那就是秘密社会和土匪团伙。由于这两者的“秘密”面目和其它固有特征,对于他们的活动,官方文件、私家著述和报刊杂志等资料的记载都十分零乱,甚至阙如,不但给一般人造成了许多错觉,也给研究者带来不少麻烦。七十年代末以来,会党史研究有了较大进展。近年,研究近代土匪问题的论著也间有出现。但是,怎样看待近代会党与土匪之间的关系呢？这还是一个前人未曾涉足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初步考察,就教于大家。上篇会党与土匪的共性和差异一般而言,近代会党活动与土匪活动有着密…     

略论近现代史上新旧军阀的失败与私有制的关系

一北洋军阀最初的也是最高的统治者袁世凯,利用极其卑鄙的手段,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起封建军阀统治。北洋军阀的统治虽仅只有十六年时间,但总统的职位却四易其主。而且,每位北洋政府的总统在机执政期间,都被复杂尖锐的内部争斗折腾的焦头烂额。以致北洋军阀时期一度曾身居总统高位的曹锟曾感慨地发过议论说,要想害谁,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去当总统。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的作用。     

河南省与浙、冀、鄂、川四省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选择对河南具有较强参考价值的浙、冀、鄂、川四省,从经济效益、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等方面比较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分析河南制造业发展的总体状况以及制造业产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情况,明确其优势与不足,从而把握促进河南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着力点,对河南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以及建设经济强省具有决定性意义。     

控制与抵制：民国时期国家行局与川省合作金库关系研究

民国时期,农本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等国家行局与川省合作金库都是执行国民政府农贷政策的金融机构。在国家行局与川省合作金库这种“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中,处于同一农贷链上的双方既存在共同利益,也相互博弈。一方面,国家行局不仅是合作金库的控股者和农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还控制着合作金库的人事任免大权;另一方面,合作金库为了争取自主权,也试图摆脱国家行局的掌控。     

客籍军阀、本土豪绅与江西土地革命

民国初年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江西一直为客籍军阀所统治.客籍军阀、本土豪绅两大势力集团交织下的地方社会,成为当局统治的薄弱环节,客观上极大地有利于江西土地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基层社会进行了有效动员,促使江西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发展.     

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

袍哥与哥老会有鲜明的区别,前者是民间的恃力型互助团体,后者为反清的秘密组织.清季四川袍哥得以大量滋生的原因有1.商品经济发展,城镇地位凸现,传统社会组织难以适应,需要新的治安维系体;2.清政府统治削弱,绅民寻求自保的需要;3.教会势力的发展和横行,民众需要建立组织与之抗衡;4.鸦片的贩运和销售,需要群体的力量与严密的网络.由于袍哥具有维护城乡社会治安的功能,起到次生政权的作用,得到清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容忍.但随着清末民初四川政局的变化,袍哥从互助性团体演变到参与政治、控制政权,因而遭到清政府的打击.     

民国武侠文学与国学之关系

以国学为体,武侠文学为用,可展现国学与武侠文学的相通性。民国武侠小说家以其国学基础深厚,在将眼光投向外域时显得更有底气,显现出国学经世致用功能。国学与武侠文学分别体现了文化的雅俗分野,既与文学史上的诗文分体有关,也与时代和受众群体有关,利于互补互动。民国武侠文学众多母题套路的梳理探究,有助于部分地超越国学、传统文化的思想史宏大叙事视角的局限。国学与武侠文学对比,更易发现彼此的局限性、不足之点。从认识价值的不同获得方式看,武侠文学专题研究可以给国学以具体化的补充;从经典的载体及其媒介特点看,重国学原典章句而不重视武侠文学原典。了解民国文化变迁时代的武侠文学,是了解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的一个难得的窗口,也可顺便增强相关的国学素养,或曰相得益彰。     

民国教育部与大学关系研究综述

回顾国内已有学者对政府与大学关系研究做过的系统总结与评述，介绍民国教育部与大学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对已有研究做一评析。     

1920—1923年间地方军阀的“联省自治”

1920—1923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国內各种政治思潮搏击汹涌恍┑胤骄岢隽恕傲∽灾巍钡闹髡?得到其他地方军阀附和,一时波及十余省,成为当时的一股政治逆流。“联省自治”的时代背景、阶级內容和历史结局是怎样的呢?本文试对这些作一初步的探索。     

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

本文通过不久前发现的一九一九年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签订的军事秘约,以及一九二○年西南军阀的“联直制皖”策略两个实例,说明南北军阀本质是相同的。一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权。孙中山愤于皖系军阀的飞扬拔扈、倒行逆施,决心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起揭起了护法运动的旗帜,宣布出师北伐。段祺瑞北京政府决定派兵南下,与护法军作战,于是爆发了护法战争。其时,南方护法军组成了粤、湘、桂三省联军,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为联军总司令。而北方则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打先锋。湖南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主要地区,护法战争集中在湖南衡山、宝庆、长沙一带进行。护法军先胜后败,延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直系吴佩孚先后攻占长沙、衡阳等地。在战争进程中,南北双方的内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北洋军阀内部,皖系和直系的矛盾表面化了。段祺瑞欲以直系力量实行其“武力统一”政策,直系冯国璋等人则不甘心为皖系卖命,却在宣扬愿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其次,南方各省,滇、桂等系军阀表面虽然“拥护”护法,而骨子里却在为自己扩张地盘打算,给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制造了种种困难。直系军阀一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即得到以桂     

东北土匪隐语的特点与形成

东北土匪隐语是一种十分隐秘而又特殊的行业用语,长期以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非常肤浅有限.但实际上,包括东北土匪隐语在内的隐语非常重要而有特色,是处于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中的特别语言文化现象,在社会语言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考察民间社会诸世象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从东北土匪隐语的特点、形成方式以及对东北匪语形成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外部因素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析.     

民国传统酿酒业与粮食生产的相依关系

清代以来,人们皆认为酿酒会消耗大量粮食不利于农业生产,故历代政府均采取重税政策来限制酿酒业的发展。民国时期传统酿酒业发展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酿酒的主要原料为高粱。高粱并不占有主要耕地,一般不作为食粮也不宜深加工,用以酿酒则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养猪业发展,酿酒业与高粱种植实际上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故酿酒业消耗大量粮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传统观念当予重新检讨。民初以来国民政府对酿酒生产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至20世纪40年代则鼓励和支持酿酒业的发展,这种政策转换与上述酒、粮关系认识的深化不无关系。     

论析抗战时期川省农贷的时效性

放款时间与期限是考察农贷时效性的两个重要因素。抗战时期的川省农贷的放款常常背离农业生产的时间规律与农民的实际需求,这不仅影响了农贷的正常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放款期限不仅以一年以下的短期贷款为主,且常在推行过程中偏离国家的农贷政策,对提高农业生产力也帮助不大。时效性差影响了农贷的正常使用和效力,致使其未能在四川农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

清王朝覆亡前10年编练新军,意欲挽救危局。但由于南北的政治、经济、文化诸种情势的不同,造成了南北新军建立时间、装备训练、官兵成份、控制防范、思想倾向、政治态度、与帝国主义的联系等等方面的差异,使之在辛亥革命期间作了截然相反的表演,南方新军从左的方面、北洋新军从右的方面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此后,北洋新军作为北洋军阀统治的支柱伴随北洋政府走完全部历程,南方新军随着一些革命党人的蜕变而衍化成割据一方的军阀武装。     

清代移民异姓结拜与巴蜀袍哥的兴起

由于清代官府打压及资料缺乏,有关巴蜀袍哥的形成之说多属臆测。据清代巴蜀社会的历史情状,巴蜀袍哥主要源于入川移民的异姓结拜,移民社会打破了血缘联聚的宗族社会形态,异姓结拜之风盛行：一部分没有土地的移民通过异姓结拜方式形成靠“暴力”手段为生的啯噜,而拥有土地却离乡背井的移民,也通过异姓结拜方式以“自保”,或通过“以暴制暴”以抗衡啯匪等的侵扰与威胁。两种结拜方式是巴蜀“浑水”袍哥与“清水”袍哥形成的雏形,异姓结拜促进了巴蜀袍哥的广泛兴起与兴盛。     

抗战时期川省县长权责的演变及其影响

193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通令各省普遍实行“新县制”以推进地方自治。国民政府借地方“自治”名义,逐渐加强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随着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与扩张,国家基层行政官员县长的职责也相应加重。同时在抗战背景下,由于军事需要,县长承担着不同以往的重任。县长不仅必须努力推进大量本职工作,还必须完成众多兼职工作。县长事繁任重影响着其行政作为的发挥,也影响着民众对县长及国民政府之观感。     

论民国刑事特别法之间与刑法典的法律关系

民国刑事特别法数量众多,司法实践中地位重要.特别法对法典有增补和修改的功能,与法典总则的关系在适用上可分为四种情况.特别法相互之间也有几种联系的类型.对民国特别法的研究于当代法制建设有借鉴作用.     

民国四川传统酿酒业与粮食生产的相依关系

民国四川酒业发展较快且主要原料为高粱.高粱并不占有主要耕地,一般不作为口粮,也不宜深加工,用以酿酒则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养猪业发展.酿酒业与高粱种植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故酿酒业消耗大量粮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传统观念当予重新检讨.民初地方政府对酿酒业寓禁于征,至四十年代则采取鼓励措施,与传统观念的转换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