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集体化时期农民的家庭策略

集体化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往往将革命与传统的各自表征展现在同一个时空场景中。二者之间的强烈冲突展现了社会结构中最具有戏剧化的部分。本文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农业集体化进程中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两个片段,强调在国家权力与“家”的文化生态共同塑造的“新场域”中理解农民的主体性行动实践。本文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塑造了更具有“家国”意识的新农民,使农民对家庭结构的策略性调整表现出“传统与革命”的新特征。这样的特征既是传统家庭本位继替的结果,也同样重新建构了农民对“新国家”的认识。     

“家电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

国家力量向乡村社会渗透,进而对传统的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一般趋势。除＂政权下乡＂等一系列国家控制性渗透外,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渗透方式,即通过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本文以＂家电下乡＂政策来理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以及国家是如何以此来建构国家权威的。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理念的变迁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理解乡村治理的变化，必须研究乡村治理理念的转变。中国乡村治理理念的变化并非无关联性，传统的治理理念对近现代的治理理念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家政权建构的实践正在影响着中国乡村的治理理念，中国乡村的治理理念的继承性又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政权的建构具有自身的特点。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

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下的多民族国家,要维持自己的存续,都要经历一个国家建构的过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多民族国家结构符合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的创制,蕴含着"民主平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制度理念,是建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有效制度设计,在理论与实践上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奠定了制度基础。     

论国族-国家的宪法与宗教

国族-国家与传统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国族意识是其文化基础,世俗化是其主要走向,而宪法则是其得以建立的合法性基础。宪法是国族-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首要标志,政教分离、宗教多元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则是国族-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国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宪法的诞生,不仅标志着现代国家政权世俗化的实现,同时标志着政教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在政教分离的国族-国家,宗教不再分享国家行使暴力的权力,难以凭借武力进行精神垄断并排斥其他宗教,于是宗教的多元化开始出现,宗教信仰自由才成为可能。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文本确认,是对传统宗教专制的一种矫枉,并反过来说明国族-国家取得了超越于宗教的政治地位和组织力量。依此剖析中国国族-国家的建构可以发现,传统中国的政治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即在城市,县、府以上实行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而在乡村则是靠宗法进行治理的宗法政治,政教之间存在交织,现代意义上的国族-国家并不存在。清末"新政"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进行的乡村建设,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的宗法政治,而今在村民自治制度尚未发育成熟之际,宗法政治又呈现出死灰复燃的态势。因此我国当前的国族-国家建构,应以实现国家政治的现代化为任务,着力对农村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以非个人的行政权力代替宗族组织,以法律关系代替血缘关系,使农村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     

家庭法中的家庭角色变迁

家庭法是中国法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有研究未能正确认识个体、家庭与国家的结构性关系,故未能就其变迁提供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结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整合便是一以贯之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试图依靠家庭法的政治化运作,从家庭入手改造个体,实现同质国家。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一局面,市场经济促使法律中的家庭成为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角色。与此同时,经济理性对家庭伦理的削弱,也暴露出现代化进程中价值共识虚无的困境。后来法治国家的建设促成了依宪整合的转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新时代的宪法价值共识。在宪法精神的引领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构建了作为公民美德教化者的家庭角色,多维度促进了价值凝聚力,回应了新时代国家整合的价值需求。     

生命历程与日常生活:大流动时代的乡村家庭与个人

社会大流动导致了传统乡村社会网络的瓦解,它改变了乡村家庭的结构、伦理、功能,也改变了乡村个体的生命历程、日常生活。这突出表现为"时空断裂",即乡村日常生活空间和时间的断裂。就其实质而言,时空断裂是在社会大流动中乡村家庭与个人既有的网络关系、伦理道德、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心理情感、生命意义的断裂。断裂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反而在客观上带来了新的契机,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个人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被动或主动地采取回应与行动——重构。应在社会、家庭、个人同构的思路下,从国家宏观制度政策设计和个人能动性激发两个方面入手,重构乡村家庭与个人的时空生活。     

宪政视域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特点——基于历史过程的考察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在内忧外患尤其是西方列强入侵的环境下展开的,但是王朝国家"重国家轻社会"的统治传统不利于西方式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建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有着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整个20世纪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集中时期,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经历了主权建设、政权整合与国家转型三个阶段,并体现出了创造性、阶段性与反复性、非均衡性的特点。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去民间”:以张竞生与费孝通乡村研究为案例

"去民间"是响彻近代中国史的口号,它的产生不仅促进了当时的中国乡村建设、边疆开发等政治实践,也导致了乡村社会调查、边疆史地研究等学术活动的出现,而且还重构了"地方"的空间意义。文章认为"民间"是在近代国家建构中被发现的,李大钊《农村与青年》一文,揭示了民间与重新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国家视野的关系。在这一视野下,彼时中国人引用不同知识资源和理念尝试去认识、改造农村,并引发了对于乡村认识的争议,而这一认识争议最终以调查方法的检讨作为表征显现出来。在此逻辑下,文章认为讨论费孝通认识乡土世界的方法,有助于厘清方法论争与"地方"建构之间的关系。调查方法论争不能仅仅放入学科内部加以讨论,亦应从外部政治关系中去解读;认识方法除建构"地方"意义的诗学性质之外,仍具把握"地方"真实的能力与诚恳。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形象建构与国际传播路径

乡村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子系统。乡村是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场域,但以往国际传播多从城市视角出发而聚焦乡村空间的国际传播研究尚付阙如。全球乡村建设实践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聚光灯由城市转向乡村。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现实空间感知、表征空间构想和传播空间实践的乡村国际传播分析架构。首先,乡村空间承载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主体实践,从“自然景观生成”“人文景观传承”“主体生活实践”三个维度感知乡村空间现实。其次,从文化、伦理、景观、产业四个方面表征乡村空间,建构国际受众对于中国乡村“底蕴深厚、乡风文明、景观民居、民富村兴”的认知图式。最后,从寻求乡村建设共识、建构乡村话语体系、贴近国外受众需求、唤起受众情感体验、主体视角下的微观叙事、赋能乡村短视频传播等方面提出中国乡村形象的国际传播策略。     

漫谈近代以来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逻辑

中国的近代史是充满着屈辱与抗争的历史。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崛起,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的历任执政者先后都掀起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热潮。国家政权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乡村基层组织的制度建构问题,借此保证国家能够有效地从小农经济剩余中提取国家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始积累资本。本文对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基层组织的特点与运作特征进行了描述性演绎,展示了乡村基层组织在不同体制环境下的生存逻辑与运作逻辑,并在本文的最后讨论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使命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变革问题。     

当代中国能源话语中的安全化逻辑与国家形象建设

在"安全化"理论视角下,"能源"在当代世界已成为一个从多角度被高度安全化的范畴,可以同时作为"存在性威胁"和"指涉对象"进入安全化进程之中;能源是一个独特的、极为重要的议题,具有极大的安全化潜力。能源因素同时作用于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能源话语"(尤其是"能源安全话语")是一国"能源软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与建构元素。"能源安全话语"与"能源软实力""国家能源安全"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维护能源安全要求我们必须建设、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而国家形象的建设与维护需要依赖能源安全话语的持续建构作用。近年来中国能源话语中的"安全观"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重视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理念与中国理论。中国能源话语应积极建构自身"积极、合作、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完善能源话语体系,讲好中国能源故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建国立规——孙中山的建国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从晚清到当代,中国一直处于国家建构的进程之中。在各种不同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的国家建构方案中,孙中山的国家建构方案最值得人们重视。因为,孙中山不仅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紧紧抓住了建国实践和建国理论两个重要支点,而且在建国实践的进程安排上,刻画出了共和建国的结构状态图和渐进路线图。华人地区真正具有现代性保障的政治体建构,正是循孙中山的建国思想以及建国进路而成就的政治业绩。对于今天处于建构现代国家关键时刻的中国大陆来讲,重归孙中山的建国思路,遵循其建国路线而积极作为,可能是中国大陆建构起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国家的一条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