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刻辞的形式美

甲骨槽穴往往形状整齐,排列规则,显示出时人对槽穴形态形式美的追求。甲骨刻辞的排列大多具有整齐、对称、错综之美,有重句复沓、类似序曲、正歌、副歌、尾声、联曲的多种组合形式。甲骨刻辞有时采用省略、虚词等多种手段来调节以形成整齐句式。甲骨刻辞形式与八卦思维方式之间有密切联系的痕迹,甲骨刻辞准备了向《诗经》章法结构转化的形式条件,准备了向《诗经》整齐句式转化的调节手段。总之,甲骨刻辞为《诗经》的产生准备了多种形式元素。     

殷墟甲骨刻辞中"以""比"非连词说

殷墟甲骨刻辞中 ,“以”和“比”常位于两个相同成分之间 ,但它们不是连词 ,而是动词 ;因为它们的主语可以省略 ,它们的宾语可以前置 ,它们可受副词修饰。这项研究表明 ,单纯依据语序来判定某个字是否连词是不可靠的     

关于殷墟甲骨刻辞中“于”的连词用法

不少名家认为殷墟甲骨刻辞中“于”字可以用为连词,其所举例句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司岁于协遘”实际应断为“司岁,于协遘”,“于”字充作介宾结构;第二类“蒸于主乙于后主乙”应断为“蒸于主乙,于后主乙(蒸)”,这类句子实际上是复句;第三类“余其从多田于多白征盂方”因极为罕见,“多白”有可能是地名,也可能是误刻。由此观之,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证明“于”是连词。     

殷墟甲骨“告”类刻辞考论

殷墟甲骨中屡见"告"类刻辞,其内容大体可分为王告神祖、臣属告王、王告臣属三类,具有较鲜明的文体特征。通过从应用场合、施动身份、所告对象三个不同角度考察殷墟甲骨中存在的"告"类刻辞,可以发现后世之上行公文和下行公文在殷商时期即已萌芽并有所表现。     

牛肩胛颈刻辞顺序试探

《甲骨文合集》第1—6册中有些牛肩胛颈骨左右各刻有一条卜辞,经考查,殷人在牛肩胛颈上刻辞有一定的规律,左右卜辞的契刻均有先后顺序,即左肩胛颈的正面,左边刻辞在先;右肩胛颈的正面,右边刻辞在先;直观来说,无论左右肩胛颈,靠近切去臼角有切口一边的刻辞在先。     

对殷墟甲骨刻辞中“雨不雨”、“雨不”的考察

甲骨刻辞中不能肯定存在反复问句。“雨不雨”、“雨不”实际上分属命辞和验辞     

20世纪甲骨占卜研究综述

20世纪,甲骨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是探讨华夏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渊源的前沿窗口。三千年前殷商王都甲骨占卜实物的出土,给人们提供了再探古代甲骨卜法之奥秘的机会,进而拉开了寻找甲骨占卜之原始的序幕。从殷虚甲骨文的发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这段历史时期,对甲骨占卜的研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研究面还比较窄。但董作宾、胡厚宣等先生的成果值得重视。建国后到21世纪初,随着考古发掘的开展以及多角度研究的深入,甲骨占卜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生机,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对整个甲骨学研究来说,甲骨占卜研究仍是一个较薄弱的环节。     

从商周“告(诰)”刻辞看诰体起源及其文体性质

通过考察甲骨刻辞的“告”字相关用例,可以发现殷商中晚期已经孕育了后世诰体的雏形与早期文体意识,并且可能分化出专门的字形与一般意义的“告”相区别。殷商时代的“告(诰)”辞大多与祭祀、兵戎等国家大事相关,对所告之事、所告对象亦表现出明显的重视与关切。即便到了周初《大诰》等诰文,其倾诉对象逐渐从神明先王转向诸侯臣子,这一真诚恳切的基本态度亦未发生变化。由此,诰体的文体特征应确认为殷殷告慰、款款告托、谆谆告勉,而非严肃训诫、严格约束、严厉惩罚,这也是诰体与训、命、誓等其他文体最本质的区别。所谓“五诰可以观仁”,从诰体的发展亦可清晰见出有周一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建构。     

甲骨缀合研究综述

甲骨出土和收藏的碎片现状,决定了甲骨缀合研究始终是甲骨学研究中的最急切最基础的工作。甲骨缀合自学者王国维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起步阶段(1917-1938年)限于甲骨碎片收集之匮乏,研究手段简单,缀合成果较少,缺乏专题研究,但其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发展阶段(1939-1977年)以专题性研究为主,成果丰硕,并开始了缀合中的勘误研究,对甲骨学、古文字学及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繁荣阶段(1978至今)则以综合性研究为主要特点,其中《甲骨文合集》的出版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该阶段研究手段日新,现代化技术的应用为甲骨缀合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字形校订(一)

《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是一部以甲骨文字的形体为线索、将散见的有关辞条以类相从、一一系联归并的大型甲骨工具书,对于认识和掌握甲骨文的形体以及对有关卜辞内容的理解,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有不足,主要表现在字形的摹写和辞例释读方面,我们仅就字形部分加以校订。     

近三十年《归去来兮辞》研究综述

本文将结合近三十年间关于陶渊明及其<归去来兮辞>的研究成果,从创作时间和地点,陶渊明归隐的原因,作品渊源与艺术特色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总结.     

“小臣墙刻辞”新释——揭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

在甲骨刻辞中有一片非常著名的"小臣墙刻辞",内容为一次战争的俘获与赏赐的记录.以往对小臣墙刻辞的释读和理解存在一些错误.本文对小臣墙刻辞重新进行了释读,对一些字词提出了新的解释,着重考释了小臣墙刻辞中的"白麟",指出这是出土文献中最早而且是目前仅见的关于"白麟"祥瑞的记录,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本文还认为小臣墙刻辞中的"白麟"资料,对进一步证明"殷人尚白"说和殷人已经具备了五方配五色观念的推测非常有利.     

近二十余年以来“反训”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至今近20年来,语言学界对"反训"问题的讨论异常活跃,其研究涉及到"反训"的定名、性质、反训词的存在与否及其原因和范围等方方面面,本文试对此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回顾总结,并对今后的反训研究提出一点想法。     

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

秦可卿是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最后一钗,是全书中最先逝去的一个女性,她在全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百年来,研究者对这一人物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对她与宝玉的关系,她是否是淫妇,她的死因、死法,以及她的出身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试图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这一人物所蕴涵的意义,并给予她合理的评价。     

20世纪史湘云研究综述

20世纪前半期对史湘云的研究很薄弱。改革开放以后,关于史湘云的研究才开始热起来,诸如史湘云究竟是禄蠹还是叛逆,“是真名士自风流”怎样成为史湘云性格的主导面,她的形象的悲剧意义,以及她在曹雪芹佚稿中可能的结局,等等,学术界作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认识,对于我们把握史湘云个性特点不无参考意义。     

近20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综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经济背景、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一直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近20年来,我国学者形成了三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高潮,并日益勾画出其研究的特点及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意识形态研究是当代中国学界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代的哲学主题。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其进行介绍和评述性的研究,而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结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20世纪晴雯研究综述

在 2 0世纪 ,从王昆仑发表第一篇晴雯专论以来 ,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晴雯的阶级地位 ,反抗精神 ,她与袭人思想性格的异同 ,与宝玉的关系 ,以及她的悲剧性格的成因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与评论 ,使晴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并成为新世纪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