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往来初期的历史回顾及文化影响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彼此之间有着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文化上的联系十分密切,互相影响非常深远。中日友好关系的现状是历史主流的继续和发展。回顾两国交往的历史,对于两国世代久远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和促进两国文化交流颇有裨益。本文仅就中日两千余年往来史初期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及文化影响,作一概要的回顾和评价。     

北宋中日僧侣的文化交流

北宋时期中日两国没有官方的正式外交关系,政府之间没有使节往来,两国的联系除了宋商以外是佛教僧侣。日僧来宋,一般是经过日本朝廷敕许的,因而在宋皇帝眼中,他们是半官半民身份的信使。所以,当地方官奏报有日僧来,皇帝即下旨召唤入京,亲自召见,想通过入宋僧了解日本国的情况,沟通两国关系。     

古代斯里兰卡与中国的交流与互动

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交往历史悠久,最早可以回溯到汉朝.在中、斯交流史上,两国存在多种形式的联系,包括文化互动、经贸往来和官方外交.佛教文化是连接两国的重要桥梁,这种信仰还促进了两国的经贸和政治交流.两国之间以和平为主旋律的交流与互动,大大促进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中斯两国的交往是印度洋贸易和全球交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往来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区之间联系的加强,为世界的整体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蒙古史学史》汉译本评介

对蒙古人民历史感兴趣的中国读者有了阅读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士沙·比拉著作的可能性。他的作品《蒙古史学史(十三至十七世纪)》在1988年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证明两国互相翻译和向学术界介绍重要书刊的优良传统正在恢复。该书的汉译是由职业翻译之作者陈弘法完成的。     

邦交30年中日经贸往来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30周年。 30年来中日两国通过高层频繁互访、三个和平友好纲领性文件的制定和遵行 ,保证了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和良好的经贸往来。 30年来 ,两国的经贸往来主要表现在双边贸易、日元贷款、日商对华投资等三个方面。展望 2 1世纪 ,中日双方如能有效地克服大国化趋势造成的摩擦 ,进一步正视和处理好历史问题 ,解决好技术协助和交流等问题 ,将展现出更大的合作空间和领域 ,取得更大的成果     

鲁迅与日本朋友的深情厚谊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有着两千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种悠久的传统友好关系在中日两国的文献中,可以说是史不绝书。     

藏族民间故事《斑竹姑娘》与日本故事《竹取物语》的类比性研究

在藏族民间文学故事中,流传到日本的《斑竹姑娘》与日本故事《竹取物语》有明显的联系,可以从中看到中日两国文学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笔者从两则故事的主要内容和结尾进行类比分析,指出中日两国民间文学故事均有各自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审美观,都带有各自民族的文学以及文化特征,具有自己特定的时代性.     

中柬关系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一、两国关系的开端 关于中柬两国关系的开端,长期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发表的有关论著,颇有争议。所谓开端,就是两国交往的开始,也就是两国之间最早的往来。“开端”只有一个,不能有许多个开端,而且考证两国关系的开端所依据的历史材料,必须说明有“往来”关系,不然就不能成为两国关系开端的依据。 例如,我国东汉人杨孚,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写的《异物志》一书谈了柬埔寨,书中     

试论广东壮族与汉族的历史关系

文章就历史上广东壮族与汉族的关系进行探讨。作者认为,历史上,广东壮、汉民族关系一直十分融洽,两族经济联系紧密,商品交换频繁。在语言、风俗习惯方面,两族相互影响和交融。壮汉两族互通婚姻,互相往来,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遣唐使和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友谊,源远流长。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日木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唐代是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曾给予周围各国以积极的影响,同时它还广泛地吸收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首都长安成为亚洲和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以遣唐使为标志,揭开了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新的篇章。     

一个光辉的历史镜头——《挥手之间》试析

(一)方纪同志的散文《挥手之间》,描写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延安人民送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去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动人场面,为我们保留了一个光辉的历史镜头。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有一个历史的转折阶段。这个转折阶段中存在着     

近期资讯

中国千名高中生赴日交流作为“日中21世纪交流事业”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实施的中国高中生短期邀请项目,今年预定邀请1100名中国高中生访日,目前已有三批中国高中生完成此行。据介绍,实施如此规模的日中两国高中生的交流,是力图使两国高中生之间乃至高中生和市民之间能够加深互相了解。项目将涵盖学校生活、共同活动、家庭访问等,并使学生能够接触到环境对策、先进技术、福利及传统文化等各方面,以促进各方位的理解。中瑞签订学位学历互认协议《中国瑞典学位学历互认协议》9月14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签署。中瑞两国政府多年来十分重视双边教…     

《康熙字典》初传朝鲜半岛考辨

《康熙字典》是中国古代官修字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性作品,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本国文化的传承和辞书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在问世后不久传至朝鲜半岛,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汉字学习与汉语教育。通过对中、朝相关文献的勾稽及分析,既能够较为明晰地考察《康熙字典》初传朝鲜半岛的时间、使节及原因,又可以将其与"汉字文化圈"之日本、越南进行对比,从侧面窥见历史上两国的政治往来与文化交流。     

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二重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世界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英明论     

中日两国人名、称谓文化考

姓名是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纽带,是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种证明。称谓是以本人为轴心确定亲属以及非亲属与本人关系的标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姓名和称谓对于人们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了两国人民在对姓名及称谓的认知不尽相同。中国古代在名字的使用上有避讳的制度。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父长上的名字一律要回避。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字中有的或同音的字。这一习俗在亲属称谓以及社会称谓习俗上也留有烙印。从文化对比的角度,以人名的避讳为切入口,分析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的特征和差异以及所产生的原因。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有一个更加系统的认识,对中日两国的社会、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试谈“并动共宾”结构

在现代汉语的动宾结构中,有这样的结构形式:动词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并列起来使用,共同支配一个或几个宾语。例如: [1]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翻译》) [2]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者的艺术生命,就是在于他同人民之间的肉联系。忘记、忽视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引自《山西日报根》1981年6月9日二版)     

《蒙古的古代文化》简介

从1969年起,苏联和蒙古两国学者根据两国科学院之间的科学合作计划,组建苏蒙历史考察队,对蒙古境内古代和中世纪各个阶段的考古遗存进行调查发掘。截止到1983年,参与考察的苏蒙两国学者共发表有关论文二百余篇,有关著作十部。《蒙古的古代文化》是第十一部著作。     

东北亚变局视域下《俄日下田条约》的再审视

从1697年俄日关系启幕至1855年《俄日下田条约》签订,两国早期关系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演变。1815年,两国在平息军事冲突和解决人质危机后相互默许边境划分构想,为缔约奠定了历史基础。1852年,俄日关系的相对稳定状态随着东北亚局势变动被打破,为缔约创造了现实条件。两国在谈判中以退让促成和解：俄国以土地让步争取到日本开港通商,政治利益让渡给经济利益;日本则以开港通商保全国体,经济利益让渡给政治利益。妥协性是《俄日下田条约》的突出特征,揭示了条约的实质和俄日早期关系的本质。对俄国而言,《俄日下田条约》是因殖民竞争中的力所不逮而在东方采取的权宜之计;对日本而言,则是避战止戈的近代外交尝试,是幕府逐渐放弃锁国的主动对外探索。     

中古时期中国和阿拉伯的往来——兼论中国和阿曼的关系

本文所涉及的是从公元前二世纪以迄公元后十七世纪,即当我国汉代到明代期间,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的若干历史情况。由于我所知道的有关阿拉伯方面的资料甚少,这里主要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作一些介绍。下面分五个时期来谈: 一、公元七世纪以前的友好往来生息蕃衍在东亚大陆的我国各族人民,在远古时代便同四邻有过许多接触和往来。但是,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直接打通了中国同中亚之间的交通的,却是西汉的张骞(?——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武帝命首次出使西域。他经过许多险阻,历访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才回来。元鼎二     

课程论与教学论的联合体

国外学者认为,课程与教学是水乳交融、互相关联的两个系统。大致有如下四种不同的观点:(1)相互独立模式;(2)相互交叉模式;(3)相互包含模式;(4)循环联系模式。我国“教学”一词的出现先于“课程”一词。历史上人们重教学研究而轻课程研究。上世纪末,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对课程与教学关系进一步深化研究。作为学科,从《教学论》发展到《教学论》与《课程论》并存,进而发展到两“论”整合:《课程与教学论》。主编《课程与教学新理论丛书》当考虑上述研究基础与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