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因素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以我国各省、市、区相关数据为样本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从九个方面就区域经济因素对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区域出口依存度等因素对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较大的影响;区域劳动力素质等因素对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劳动力成本对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转移及影响因素分析——兼论吉林省引进外资的策略

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巨大,但外资在我国各地区的分布极不均衡,且呈现出区位转移的趋势。本文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区域分布的现状,找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转移的因素,包括入世保护期结束的新变化、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由集聚走向外溢、外资产业价值链的调整以及产业转移推动外资的区位转移。并对吉林省加快引进外资提出了加强服务业外资的引进、以东北亚合作为基础重点吸引日韩资金、发挥优势产业的引资能力和继续改善投资环境的建议。     

基础设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基于中国省际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和分析了区域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将区域基础设施按照通常标准划分为交通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并依据加权求和法得出各省市基础设施综合评价得分,以此得分为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位和政策优势以外,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有明显的增长并已具有了相当规模,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很不均衡,这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有着重要影响。首先概述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现状,进而探讨了FDI的区位决定因素,并对相关因素和FDI的关系进行了回归检验,对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分布失衡问题,为此重点研究吸引外资选择投资区位的决定性因素。运用回归模型,对我国各省区2009年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工资水平、基础设施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素质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效果较小。这些因素对我国有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大启示。     

山东与上海、深圳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部地区,又以上海和深圳为龙头,带动了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但各地区又有不同的特点和状况,分析山东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规模、行业和来源方面与上海、深圳的差距,可以看出投资政策、区位优势、人才条件等方面是三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山东应从所缺乏的政策、区位和人才上寻找对策,利用已开发和待开发的资源优势,加大对软、硬投资环境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以继续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综述——基于空间集聚与空间溢出的视角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FDI在中国的区域分布十分不平衡。除了一般的社会经济因素,空间集聚和空间溢出等空间因素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到空间因素的影响,这将有助于促进地方吸引FDI以及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     

外商在华投资不同进入模式的区位选择研究

针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平衡的态势,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出发,采用面板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不同进入模式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得知:合资企业空间分布最为广泛,多分布在市场规模大、经济增长快和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独资企业作为最具风险的进入模式,则更倾向于集中在明显受益于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省市;合作企业投资方式最为灵活,但更需要廉价劳动力以降低其外部不确定性。     

西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析及优化策略

中国吸引外资已具有相当规模,但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和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分布极不平衡。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整体上规模小、质量待提高。通过对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进行分析,充分认识西部地区所具有的区位优劣势,优化区位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区位优势与FDI市场进入模式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外资尤其是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在我国的分布明显呈地区性不平衡,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因此,笔者试图从区位优势出发,分析在现阶段我国区位优势的构成以及一些重要的区位优势变量对FDI进入模式的影响,为中西部地区如何更好的发挥区位优势,更有效地利用外资提供可以借鉴的建议。     

西部地区FDI贸易效应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文章以1997-2008年的东中西部的动态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分析FDI对中国贸易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FDI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对东部而言,FDI对出口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对进口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而中西部这种效应则不显著。文章分析了西部地区贸易效应不明显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经济效应模型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并采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FDI区域差异直接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FDI对GDP增长的影响在三大地带具有较大的差异,而且东部发达地区要比中、西部地区强得多.     

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研究： 效率测算与FDI区位选择

创新和绿色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绿色创新效率可被视为衡量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情况的重要指标。通过测算2006—2016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而从省级层面和地区层面实证分析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目前大部分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不高，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2）全国层面和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对FDI具有负向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对FDI具有正向的拉动效应；（3）环境规制强度和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同时提高能够吸引更多FDI，环境效率和创新效率提升的合力作用明显，说明环境管制和绿色发展不能一刀切地实行“关停并转”，应当同时考虑技术创新和创新发展。这些结论启示我们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应注重绿色创新效率，彻底转变发展思路，加快提高自生能力。     

西北地区跨越式发展与FDI战略深化——基于FDI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加快引进FDI是西北地区深化对外开放、促进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该文经过实证研究发现,FDI是西北地区与沿海经济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在该地区FDI影响因素方面,劳动力、市场和区位等均较不利,尤其以较差的科技创新能力为甚。FDI选择因素的省(自治区)际差异显著。陕西总体竞争力较强,但动态优势令人担忧;甘肃和青海狭小的市场规模抑制了FDI流入;新疆在市场、区位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未能充分发挥,导致FDI比重逐年下降;宁夏利用FDI绩效显著,在市场前景、劳动力等方面有较大优势并有显著的聚积效应。     

长江三角洲外资产业集聚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成为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外资的进入伴随着产业的集聚,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出现外资产业集聚现象原因的分析,总结了外资产业集聚的特点,并对长江三角洲外资产业集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措施。     

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对策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 (FDI)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重庆市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沿阵地 ,应该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概括重庆市利用FDI的基本状况的基础上 ,对重庆市的FDI从投资来源地、区域投向、产业投向、投资方式、投资动机等方面进行了结构性分析 ,并为今后如何更好地利用FDI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FDI区域性差异的MoranI指数分析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东、中、西部区域非均衡分布的特征,已成为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通过引入Moran I指数,文章分析了中国FDI的区域聚集效应。在此基础上,借助邓宁的区位特定优势理论,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FDI区域差异性的动态原因,并将其归结为数量因子和质量因子的影响。外资流入东部地区的原因是其质量因子的区位优势,并且质量因子在后期超越了数量因子成为东部地区吸引FDI的主要因素,而中西部地区吸引FDI的主要区位优势还是其数量因子。因此,中国在外资政策导向上更应注重对"质"的把握,实现从数量型FDI到质量型FDI的转变。     

中国八区域FDI产出效应比较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第二大国,FDI逐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然而,进入我国各个地区的FDI在数量上存在非均衡性,导致各区域FDI产出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根据1994—2010年相关数据,基于C-D生产函数的拓展模型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对八区域FDI产出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FDI在不同经济区域的产出效应差异明显,其产出效应在北部沿海地区最大,东部沿海地区次之,长江中游地区最小。     

FDI、要素收入分配和制造业增长

在考察外资进入规模、行业构成的基础上,分析外资对中国要素分配格局和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从三次产业层面来看,外资主要提高了第二产业的相对需求;在第二产业内部,外资主要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这两方面的变化均会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值相对上升,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外,制造业扩张和FDI增加具有双向因果关系：FDI对制造业产值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制造业产值对FDI也有促进作用,但是作用幅度较小。     

FDI、要素成本与东道国产业发展

论题拓展了James R Markusen（1997）的基本模型，重点纳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对其要素市场的影响，分析了FDI与东道国产业的关联效应以及在要素市场的竞争效应对东道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将通过关联效应和要素市场的竞争对东道国产业发展产生一个动态二阶段影响过程：在初始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将引导东道国发展最终消费品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变动；但在东道国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在要素市场的竞争加剧将阻碍东道国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