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有机构成及其提升途径

社区自组织能力是指社区组织和机构在适应社会环境变化过程中,通过自身努力而实现自我生存、逐渐完善和不断壮大的能力。它是由整合资源、凝聚共识、化解冲突、促进和谐、自我适应和实现创新等方面的能力有机构成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要提升社区自组织的能力,可以从内核、环境和机制等三个方面来大力实施建设工程。     

重塑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

社区文化与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密不可分,文化维系力是社区自组织能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社区各自原有的文化特质逐渐退色,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弱化.这是当今社区文化建设必须正视和面对的现实.重塑社区文化是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有效路径,需要从完善社区文化体系、重塑和培育现代社区精神、建立社区文化的共建共享机制、彰显社区文化的个性几个方面入手.     

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发展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社区自组织机制自社区产生后就存在了,工业化、城市化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区自组织机制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过程.在"全能政府"失败与"万能市场"失灵并存的背景下,社区自组织机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发育对转型时期中国的社区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社区整舍机制由以"他组织"为主导向以"自组织"为基础的转变,不仅是社区内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微观基础.     

社区自组织视野下的社区调解能力提升

当前社区调解制度面临着诸多困境,现有的制度改进思路未充分意识到原有解决机制衰弱的深层原因,在具体措施上必然流于泛泛,不但不能提高调解的能力与效率,反而使调解失去非正式、灵活机动的民间特征.社区调解制度能力的提升有赖于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实现,应在社区自组织的理论视野下进行基础性的制度创新.首先,应大力加强社区自组织建设,构建和谐社区.比如调整现有的社区发展思路,通过政策来引导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培养;从法律上确保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以形成自组织的结构体系;加强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与协商,以培养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以及减少社区居民间的关系距离,积极发挥小区作为集居地的作用,引导创建新的"城市村落".其次,完善调解的立法,尊重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教育与自我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社区的自治力.应该考虑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系统规定有关调解的事项,并承认社区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尽快建立社区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协调机制,同时立法将社区调解协议与法院强制执行结合起来,使社区调解得到国家公权的有力支撑.最后,要真正落实社区的自组织机制,大力实现社区公开、平等、民主的选举,让居委会及社区调解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有群众性、有代表性的自治组织.     

社区服务与社区自组织能力：基于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案例分析

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对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社区服务有利于提升自组织整合社区资源的能力;有利于优化社区自组织的网络结构和提高社区自组织发育程度;有利于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有利于提高社区自组织的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但当前社区服务存在定位错位、投入不足、基础设施不健全、服务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文章以居家养老服务为例,提出完善社区服务、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和谐社区建设的途径和方式研究

创建和谐社区要贯彻"共建共享"的理念,以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为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十分重要.根据全国各地的经验,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和谐社区建设应通过参与社区社会管理、提供社区服务、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承担社区事务性工作、化解社区矛盾、动员社区成员参与、拓宽社区资金来源、影响社会政策制定等途径,以及志愿服务、机构服务,政社合作、组织建设等具体方式来发挥作用.     

转换居民的社区参与方式,提升居民的自组织参与能力——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

可以依据是否具有自主性将居民的社区参与划分为他组织参与和自组织参与两种方式(或类型).随着居民自治的推进,自组织的居民参与方式已呈现出发展的生机.但目前居民的自组织参与还主要局限于社会空间相对较小的社区民间组织、业主组织以及地域空间较小、人数较少的居民楼栋单元或院落,公共性程度还不够高,这就需要实现居民社区参与方式由他组织为主导向自组织为基础的整体转换.文章就此提出若干对策建议:创新社区参与的体制环境;拓展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事务的范围,实现由情趣性活动为主的浅层次参与向以居民自治为核心的深度参与推进;健全社区组织,为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提供有效载体;探索网络时代社区公众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新途径.     

鸟瞰澳大利亚的社区建设

澳大利亚的社区建设始于20世纪初期,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社区是居民出于相互帮助的需要而自发形成的特定地域的利益综合体,它的形成,体现了社区强烈的地域性和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如社区命名大多沿袭当地土著人的习惯称呼,社区的规模也完全依据人们对社区区域范围的认同感来划分。如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北部的笛可森(Dickson)社区,即以华人集中居住而闻名。     

基于“结构-战略-治理能力”的城市民族互嵌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国内各民族交往更加频繁,城市民族社区治理已成为推进民族和谐,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沿。民族互嵌社区作为未来民族社区的发展趋势,也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组织结构理论、战略理论为基础,结合成都市武侯区开展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经验,构建了结构-战略-治理能力模型(S-SGC),以期从社区治理结构﹑组织战略和社区治理能力等三个方面来勾勒民族互嵌社区的治理机制。研究表明:在社区治理中,民族互嵌社区利用混搭战略,可充分整合内外资源,获得更多的跨界能力与社会认同,这将有利于提升社区的治理能力,为民族和谐、社会共同进步开创新局面。     

“自组织”理念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结构研究

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广泛而深入的系统工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目前的"乡政村治"模式曾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该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制度性缺陷。如何破解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困局,强化社区自组织能力或可成为乡村治理优化的一种新思维,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的运行现状及局限性进行分析,提出应从政策倾斜、政府扶持与"让权"、农村精英培养、法律规范化、文化引导等几个方面培育乡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进而优化乡村社区治理结构。     

西方主要国家社区卫生服务系统的思考与启示

社区卫生服务是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事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系统。社区卫生机构应该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医疗及保健服务，社区卫生服务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等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些经验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西方国家雇佣政策的现状及启示

雇佣政策是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以促进雇佣良性发展为宗旨的积极的雇佣政策, 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机能,在扩大就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强化职业介绍机能、降低失业率、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这些雇佣政策的了解、把握和借鉴,对我国雇佣政策的制定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成本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我国政府根据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理论,对高等教育的收费实行公费与自费"并轨"。近几年,一直存在着高等教育收费是否过高的争议,同时,高等教育成本分摊比例的合理性问题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教育者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现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促进高等教育稳步增长提出对策。     

西方国家科研管理的战略化趋势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科研管理的战略途径经历了一个兴起与发展的历程，其战略化趋势有着特定的表现与成因。它启示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中国的科研管理必须培养战略思维，树立科研管理人员的战略理念；加强环境研究，实现科研管理工作的与时俱进；突出战略重点，搞好重大科研项目的开发研究；实施结果战略，加速各项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运用战略工具，努力促进科研管理的有效创新。     

西方国家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西方国家重视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其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既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又注重教育内容的丰富多彩以及教育方式的灵活多样。借鉴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效果具有积极的启示。     

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政府绩效评估是指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与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划分等级。绩效评估是西方国家在现存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以后所采取的政府治理方式 ;也是公众表达利益和参与政府管理的重要途径与方法。它反映了政府管理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的发展取向 ,贯穿了公共责任与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现有的基本社会秩序、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公共责任机制和增强政府公共部门的号召力与公众的凝聚力。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措施对我国的政府管理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的西方维度

以“建设”命名的发展中国家的道德，必定是一个待完成的未来状态。它不能是由单一的因素线性决定的，而是由多个因素非线性决定的。我们既不能附和伦理普遍主义，又不可退回到伦理特殊主义，而只能在总体上把发展中国家的道德建设视为一个伦理交往实践的过程，各发展中国家以及它们所属的文明模式是这个实践的主体，西方国家的伦理既是这个实践的外部语境的构成性因素，在全球化背景下又是伦理实践的主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