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

本文概述了吐鲁番出土的来自敦煌的官府文案、写经和唐人文学作品,作者指出,未来敦煌学的发展,需进行广泛联系性的研究.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针氈"考

本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针氈"一词进行考释,认为"针氈"就是针线荷包,存放针 (线)的生活小用具,也即现代方言中所说的"针扎"、"针插"等。     

西陲坞堡与胡姓家族——《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二题

本文主要依据《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刊布的文书,考证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坞堡,并探讨文书中反映的胡姓与胡名问题,以期进一步深化对中古西域文化的认识。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的奴婢状况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研究中古时期西域历史的重要材料。将奴婢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在当时是一种正常的商业活动,亦反映出当时奴婢所处的社会地位之低下。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奴婢交易中买卖双方的责任问题,即卖方须对奴婢的合法身份作出保证。由此可见,当时奴婢贸易及其相关措施还是比较完善的。从出土文书中,我们的确能对南北朝时期社会最下层的奴婢生活状况有所了解。剥削者对于奴婢是封建性的完全的人身占有,奴婢不能为自己从事生产,因此,奴婢毫无人身自由、完全处于对主人的依附状态。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唐代士兵借贷问题研究

唐代军队中出现商业行为的现象,早已被学者注意.本文重点对吐鲁番所出阿斯塔那四号墓文书进行研究,探讨士兵之间出现借贷关系的背景、原因,论述了古代军队中出现商业行为的必然性.对麟德二年军事行动中,士兵左憧憙的商业行为进行还原性的描述,分析了他在向同行士兵放贷过程中不收取利息的原因,发现他同时经营借贷资本和商业买卖,并使二者实现互为补充关系的的经营模式.     

唐代西域史研究的创新与拓展——《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评介

刘安志先生论文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2011年2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收入16篇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新认识,如《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交河郡腾过人马与岑参诗关系考论

吐鲁番阿斯塔那五○六号墓出土的第三十五件文书为交河郡长行坊部分驿馆的马料帐,时间全部为天宝十三年,所涉及人物多为当时安西北庭及朝廷遣使的军政官员。这件文书为研究岑参在北庭的行年、岑参诗中的相关人物和岑参北庭诗中的重要事件,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新证据。     

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租酒帐》之解读与"姓"字考

本文对吐鲁番出土的《租酒帐》进行了校正。通过对《租酒帐》不同类型例句中相关字、词的解释及全句的解读,认为这是一份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官府对新老葡萄园主收交租酒时的“年终决算表”。作者支持“姓”乃容器的观点,并引用考古资料证实“姓”是一种可容120至180升的大型贮酒陶器。最后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姓”是“罂”或“瓮”的通假字。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

关于城主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所知有关城主材料多见于唐西州.本文主要从吐鲁番地区旧有和新出的唐西州文书、墓志出发,考辨出唐西州存在着县以下、里以上,乡一级的城主.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唐代乡里运作机制的考察,进一步讨论了城主的职掌.本文认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所见城主并非传统认为的乡长,而主要是在乡城中负责守城、防御和城内治安等事务的下级官吏,具有一定的权力,又形同色役,是敦煌、西州两地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与唐代乡里制度相交融的产物.     

汉语俗字构字理据性初探——以敦煌吐鲁番文献为中心

俗字构成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汉字以形表意传统的驱使下,人们按照自己对汉字部件的理解而在书写中自觉不自觉地追求构字理据,成为俗字的成因之一。在表意部件中这一点表现尤为突出,例如敦煌文献所见之＂师＂、＂惊＂、＂齐＂、＂盐＂等字即是其例。     

清季吐鲁番地区的租佃契约关系--吐鲁番厅察合台文文书研究

本文对清朝光绪年间吐鲁番地区的一些察合台文文书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文书中的关于土地的租佃契约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从而找出了这一时期吐鲁番地区在土地、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些特点.     

新发现的神农图数简述

像邵雍言其伏羲先天易图得自民间的道士陈抟一样,作者亦言其从民间渭南人陈修那里发现了一套史不见载的配数的八经卦与六十四别卦易图。据传者陈修称,此为神农图数,即是《周易》本图。该图在结构与易理上与伏羲先天易相近而有别,且多有高明之处,为伏羲易图的姊妹篇。它合理地解释了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序、《说卦传》、《河图》《洛书》等易学中的重大问题。编者对易图数也无甚研究,“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既然此图已被传者称为神农图数而别开生面地出现了,为宏扬易道,本刊愿公之于此,以飨读者。欢迎读者发表不同见解。     

澳门历史研究与新史料的刊布和利用

本文回顾了近年来有关澳门史料的发掘、刊布和利用情况,分析了新史料的刊布对于澳门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并对今后澳门史研究的推进和深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浙江湖州新发现的朱子家谱及其所反映的主要情况

朱子后裔分布状况及其谱系研究是朱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从民间收集到的朱子后裔在湖州的家谱的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朱子与湖州的关系,以及朱子后裔在湖州的发展情况。这将进一步丰富朱子学研究的内涵,并为深入研究朱子后裔在浙江的发展情况打下基础。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

本文以新出吐鲁番文书《道翼遗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书资料,探讨了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及高昌国僧众的社会角色.结论认为,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应当是互利共存关系,僧俗两界的利益得到有机的协调.由于高昌国僧尼基本没有脱离世俗亲缘关系的纽带,所以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身份是双重的.因而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也始终呈现出两面性:既有宗教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游离于宗教与世俗之间是高昌国僧尼的基本生活形态.     

湛若水在徽州的讲学活动及其与祁门谢氏家族的交往——以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文书为中心

作为"程朱阙里"的徽州籍学者对朱熹理学信之弥笃,传承其衣钵者代代相承,并形成了"新安理学"的地域学术流派。但自明代中叶以降,随着徽商的经营成功,程朱理学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渐趋衰落,王阳明和湛若水心学则异军突起,阳明弟子和甘泉学派之创始人湛若水纷纷来到徽州讲学,一批徽州本地学者开始抛弃程朱理学,转而追随王阳明或其弟子以及湛若水等,致力于心学的习学与传播,祁门王源和谢村谢氏家族即是其中之佼佼者。考察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的文书,可以发现:在徽州官府极力维护程朱理学思想的同时,王、湛心学却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并日益深入人心。     

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吐鲁番和敦煌文献在近代史上拥有相似的历史经历。但与发现于藏经洞而后散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不同,吐鲁番文书多分散地出自寺院遗址和墓葬,种类更多,而且新的材料还在不断出土。因此当敦煌学因为材料的缺少而面临问题意识的挑战时,吐鲁番学还是会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而不断有新的发展。吐鲁番学最早是由国外研究者打开局面的,但是中国的吐鲁番学也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取得进展。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吸收国内外学术活力的国际性学术领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可以预期,吐鲁番学还会在各个领域有新的进展,如吐鲁番区域史、中西交通史、中国中古社会史,而很多传统课题都会因为新材料和新视角的出现而得到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