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理想人格及其现代转化

先秦儒家几位代表人物对理想人格的论述体现了“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在对理想人格的建构中他们强调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和主体人格的独立性。不管在社会历史事实中,还是在理论建构上,此种理想人格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实践性品格的缺失,直接导致在传统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内圣”与“外王”的分离。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应进行思维转换以实现“内圣”与“外王”的当代结合。     

郭象的圣人观

为了系统考察西晋著名玄学家郭象的圣人观哲学内涵，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分析认为：郭象的圣人观融合了儒道二家对理想人格的看法。圣人是得到了自身之“性”的人；圣人是“无往不可”的“无心”之人；圣人是跟随时世而不断变化的人。具有了“内圣”之性，自然能够成就“外王”之事。郭象的圣人观反映了其融合名教与自然、主张用道家的自然情性来规范和补充儒家之纲常名教的思想观点。     

论张载的人性说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气质之性则由于秉气的刚柔、缓速而具有善恶混的特性,这是多数人所具备的。人只有通过“善反”、“成性”和“知礼”的途径来“变化气质”,才能实现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张载的人性说将超越本体的道德价值与人性的现实层面统一起来,拓展了对人性问题的阐释空间,成为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基础。     

试论儒家的理想人格

理想人格的设计、培养和塑造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核心 ,也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的君子型人格 ,其要求和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仁者爱人”、“泛爱众”的博爱情怀 ;“忠恕”的道德品格 ;“博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高尚情操和志向 ;“中庸”的气质和风貌 ;“志于道”、“志于仁”的理想和信念 ;“义以为上”、“见利思义”的义利观 ,等等。尽管儒家的理想人格学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矛盾、弱点和缺陷 ,但它作为中国社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理想人格模式 ,已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 ,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今天 ,儒家的理想人格学说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新型理想人格的设计、培养和塑造 ,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

对于东晋的一代名相——谢安,过去多只限于对他作历史事实的考评,这是不够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谢安的魅力在于他建立了一种中国古代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式。这种人格范式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政治理想,二是“和靖”、“和任”为特点的名士人格风采。谢安的“风流”人格范式实是一种玄学儒道合一的人生设计。     

“内圣外王之道”的衍化

先秦道、儒学术,其宗旨俱在讲明“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主要针对最高统治者立论,其基本义为由圣而王,即统治者以德性修养为出发点,凭借自身“圣”之德力悦服、取信于人,进而“王”天下。究其历史文化渊源,实本原于上古“竞于道德”之原始民主政治。以其陈义高远、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诸子于讲习之余乃以斯道自任,认其为自身之人格理想与人生价值目标,其“外王”内涵亦发生重大变化。秦汉以降,大一统专制治下,“内圣外王”之人生价值渐趋于重内轻外,并最终倾斜于外,其涵义亦世俗化、庸俗化,流失原始儒家的崇高性。宋元以来,《大学》成为科考教材,借助科考的影响力,经由举子童蒙的诵习,“内圣外王之道”为一般社会民众所熟知、认同,进而泛化为社会各职事阶层普遍之人生理想。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论薛宝钗性格的多维性(上篇)

薛宝钗的性格,是在多维艺术空间里铸就的。作者将许多矛盾的性格因素融为有机的整体。在她身上呈现着美与丑、冷与热、真与伪、智与诈、“礼”与“欲”、高尚与卑微、质朴与矫饰、浑厚与尖刻等等多种矛盾性格的对立与交织。宝钗丰富的性格因素,在多维构造中展开,构成了难以测准的艺术的大千世界。宝钗的形象寓意表明:她体现着封建末世贵族所追求的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化身,从多方面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积极因素的光辉;同时又携带着封建末世的社会胎病的毒瘤并表现出广泛的消极面。在她身上既闪耀着作者理想之光,同时又展示了理想终于破灭的必然趋势。     

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文论话语构建的原初向度

内圣外王之道是对儒家理想的表达,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以六艺为养”的儒家从内圣工夫看待“诗”、“礼”、“乐”、“言”,不仅从创作方面为文艺树立了高远的理想,更赋予文艺一种切关存在意义的根源性。从外王事功视野看待“诗”、“礼”、“乐”、“言”,则文艺被纳入制度文化论域当中,对其功能价值的判定也就自然以制度文化建设为准绳,其最终指向便是通过文艺整顿人心、和合天下,造就上下有序、协调和睦的理想社会秩序。不过,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存在论断裂也造成儒家文论的结构性冲突。     

试论老子的“内圣”思想

“内圣外王”思想并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特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同样具有这种思想。老子的外王思想暂且不论,本文讨论老子的“内圣”思想。老子的“内圣”思想,首先是一种道德修养之学。这种道德修养之学以重生为基础,以敛欲为核心,而这两者又分别以尊“道”、贵“德”为归宿。     

神圣化的义利观转向平民化的义利观——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义利观规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价值的大致走向，塑造了理想化的“君子”人格，形成了神圣化的义利观。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社会，神圣化的义利观转化为平民式的义利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新价值观的认知与追求。     

从《大江东去》看反腐题材电视剧对培养理论的应用

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认为电视文化可以培养和建构受众的世界观,使受众的主观现实更接近于电视媒介提供的符号现实,而非客观现实。格伯纳的该研究被称为培养理论研究,是一个著名的思考和探讨大众传媒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以《大江东去》为例,论证我国反腐电视剧如何构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秩序最终都会被恢复”这样一个“符号现实”,将观众对腐败问题的认知即“主观现实”引向了一个相对安全和符合主流的方向,而不是陷入“客观现实”之中。     

关于和谐社会的伦理学思考

当代伦理学的价值目标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六大特征完全一致,因而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伦理学对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公正”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因为“没有公正便没有道德”、“公正即和谐”,这是中外伦理学的古老命题;当代伦理学认为,社会和谐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前提,因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落实社会公正原则,追求效率与平等的最佳结合,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此,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旗帜,加强“三公教育”即公正教育、公仆教育和公民教育,抓紧制度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努力实现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     

先秦儒家对“乡愿”的批驳原因探析

先秦儒家所提及的“乡愿”代表一种人格类型。这种人格类型与现今社会上的“老好人”“好好先生”在表现上契合。这类 人没有原则,为了一己之私可以放弃公义,对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带来隐患。先秦儒家早就对“乡愿”做了批驳,认为乡愿是 “德之贼”。从两个层次来阐述全文：第一层次分析先前儒家代表们对“乡愿”的态度表现为批驳;第二层次分析先秦儒家对“乡 愿”批驳的原因。经过分析,原因如下,第一,与理想人格大相径庭;第二,异化和丑化了“中庸”“中行”;第三,乡愿行为与提倡 儒学人群的担当不符;第四,乡愿曲解了儒家推崇的“礼”。     

形式与意义: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游戏精神

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主要是指在儿童作品文本中体现出的、通过人物游戏所传递的一种符合儿童心理需求和审美旨趣,并实现儿童内心愿望的精神。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是"幻想精神""愉悦精神"和"自由精神"。儿童文学游戏精神具有快乐性、幻想性和自由性的三性特征"。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中作品的主要呈现形式为:通过"顽童""小大人""、反派"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凸显游戏精神;通过故事情节蕴涵的笨拙与聪明、嬉笑与吵闹、虚拟与真实凸显游戏精神;通过语言夸张凸显荒诞美、语言颠倒凸显逆向思维、语言突转凸显惊奇,从而凸显游戏精神。游戏精神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编创的意义在于: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基本属性和内涵所在,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发展需要延续游戏精神。因此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作品编创的重要依据和准则。     

儒家理想人格对当代大学生人生观的启示

儒家理想人格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其睿智的人生哲理对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教育具有启迪作用。从德治观、义利观、刚健观来研究儒家理想人格对大学生人生观的影响及其当代价值,以期儒家理想人格与现代社会能够同构契合和相互优化,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接班人。     

堂·吉诃德性格特征的文化价值探析

堂·吉诃德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想用骑士道来改造社会,犯了时代错误。其疯狂、偏执的性格特征,不仅与沉溺于骑士小说有关,而且与西方传统文化道德具有更紧密的内在联系。其理想与现实错位的现象,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其疯狂偏执的性格,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语境下,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特例。从深层本质上讲,堂.吉诃德是西方传统文化道德的承继者和殉道者。这也正是其形象历久弥新具有经典价值的内在原因。     

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与中国哲学的人格诠释法——以李贽哲学与人生的诠释为例

“成人”“成德”的人格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内容,与此相应,中国哲学的诠释方法亦应围绕“人格”这一核心展开,此即“人格诠释法”。此诠释方法,以传统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为内核,从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即超越的生命与现实的生活二个层面展开,从而彰显中国哲学之特质、民族之精神与文明之面貌。以李贽哲学观之,“童心说”体现的是其真实日新的人格,“空（真）-寂（实）-知（新）”三者圆融是其内在思维模式;而“豪杰论”体现的是狂狷有为人格,“有两有对”“各异其性”是其内在思维模式。与其理想人格相应,现实生活中的李贽是一个标新立异而既方又直,“身游物外”而“心切救民”之人。     

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伦理就是社会角色配置之道,人们把对社会角色配置之道的认识与体悟现实化就成为道德。道德的本质就是伦理的现实化。现实化有三种形态:一是现实化为社会道德规范,二是现实化为个人道德品质,三是现实化为具体道德实践。伦理总是对一定时空范围的社会共同体而言的伦理,我们把特定伦理适用的时空范围称为伦理时空。伦理关系的本质是自我主体(self-sujects)与他者主体(other-subjects)之间的价值关系。哲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伦理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关系"。正义是具体条件下最能够实现共同体价值最大化的价值。道德正义有四种涵义:一是指道德规范的正义性;二是指作为美德的正义感;三是指道德实践领域的正义,即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均衡;四是可以作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总原则的规范。我们将对金规则的解释合起来就是"以人为人、助人成人;人道人宜、非人非宜。所宜所欲,不宜不欲。"     

儒道两家理想人格互补及对大学生人格培养的借鉴

儒道两家的理想人格设计各具特色。儒家以＂君子＂为其理想人格意象,以＂仁＂为其核心的道德价值和人格理想,以尚义崇仁,经邦治国,刚健有为,克己复礼为其人格特征;道家则以＂真人＂为其理想人格意象,以＂道＂为其核心价值和人格理想,以见素抱朴,超然物外,自然无为,逍遥游心为其人格特征。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可以合理借鉴儒道两家的理想人格设定,既积极进取又能安时处顺,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