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所谓"史学危机"与当下的"历史热"

一、"史学危机"与政治化史学的终结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流是经史之学,其中以经为主、以史为辅,二者之问利用互补.其中经学为体,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构建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根本所系;史学为用.在政治上它有鉴往知来的资治功能,在道德上它有褒善贬恶的劝惩功能.经史之问的这种体用关系,从文化体系的结构功能层面,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运作.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现代新儒学对君子理想人格的重构

现代新儒学面向现代社会生活,回应如何沟通科学与哲学、智性与德性的问题,援引西方哲学,重新解释中国心性之学,成为重构理想人格的基础。现代新儒家学者多以"知识分子"来对接"士"、读书人,发挥"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并强调日常生活中的职业道德建设,使得以身载道的君子传统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长点。尽管这种思考和论述有不充分之处,却在拓展儒学价值领域的同时,对文化的民族性、现代文化精神有充分自觉,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总结。     

刘宋时期门第寒微学人群体之兴起及其原因考论

刘宋立国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学人群体不断兴起,其中包括隐逸经史学者、佞幸权臣中的才学之士、高僧中的尚儒人物和其他学人。这些类型的学人群体的出现,体现出中古学术文化史的新变化。就门第而言,他们大多出自寒门,或出自门第寒微化的低级士族。就其学风特征而言,寒人学术群体与高门士族社会普遍崇尚玄学不同,他们处于社会下层,大多居于非文化中心地域,因而学风偏于保守,普遍重视儒学和文艺、术数等实用才艺。刘宋时期寒门学人群体之兴起,主要在于随着晋宋社会变革,刘宋统治者不断强化皇权,在思想文化方面重视儒学,这对隐逸经师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此外,刘宋统治者强化皇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化调整在于拔擢寒门文士以充任佞倖幸,诸藩王也招集文士,其中间有通博之学人。可以说中书通事舍人之类官职成为寒门学人的进身之阶、显名之途。     

儒学道统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学道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儒学道统思想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大致可分为早期追溯,从伏羲到周公,以文王仁政和周公之礼为代表;从孔子到汉儒,以孔孟仁义之道为代表;从韩愈到程朱陆王,以超越时代的心传说和天理论为代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家,以由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说为代表等几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由古到今的发展阶段。儒学道统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传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和各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了中国文化演变与发展的大趋势。     

在学术与社会之间:清代经史关系的嬗变与转向

清代经史关系的变化错综复杂,经史纠葛既受学术自身演化的影响,又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其主流表现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清初学者尊经重史,史学思想受社会变革及汉、宋兼采之学的共同影响,立足当世,批判现实,博求实证,经史之学的共同指向是经世致用。乾嘉时期,汉、宋分化,汉学特起,学风转化。汉学反对空谈义理、重视名物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及至晚清,社会危机催生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史学性"使变易历史观得以畅行。同时,因学术因缘与社会巨变的影响,使得经学由学术中心而边缘化并最后消亡,史学则由边缘走向学术中心,完成了经史互动的最后转换。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探析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主要展开为三部分:其一,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真理观、认识论等有选择地、有甄别地与陆九渊、黄宗羲等传统心学作了深度的有效融合;其二,将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判定为明清启蒙学说的逻辑起点,提出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新情理观、新价值观、新伦理观,但这个“新”不是相对宋明理学的“新”,而是相对于整个古典传统伦理观念的“新”,它的背景是明清之际的中国进入了“世界历史”,因此更加强调古今之变而非中西之别;其三,萧萐父认为,现当代新儒学的心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具体表现为他对熊十力从阳明心学中吸取的“吾即是吾”主动精神的赞赏,以及对唐君毅“君毅之学,人学也”的界定,同时也对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中所蕴含的主体人格自由极为肯定。在萧萐父的心学观中,现当代新儒学与明清启蒙学术有着一致的问题意识,均从心学中吸取资源,作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历史“接合点”。     

国学、汉学和"百年留学生文化"——兼论理性高于权威

原始仁学面对的自然、社会、知识环境与现代社会迥异,而原始仁学及其现代义解所共持者为:义利之辨和紫朱之辨."义利"为仁学伦理学之原则,"紫朱"(真伪)为仁学伦理学之方法.将二者运用于当前国内外学术现象,以新仁学之"义镜",反射出错综复杂的文化学术界之"利薮经纬":今日国学、汉学、留学文化所内嵌之功利主义固疾,实导致中华文化在物质性成就不断提升的同时,将结构性地降低其民族精神文化之水准.对治之策正是返归仁学精神本身.历史辩证法在于:最古老的东方伦理学智慧,在最现代的西方等符号方法论协助下,将有效提供人文科学现代化的认知标准和工具."伦理学"(传统原则)必须与知识论(现代工具)结合,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精神实践手段.     

儒学热的冷思考

儒学热是以现代新儒学及其研究成果为其学理基础的,儒学热与人们热爱传统文化并试图恢复这一传统的情感诉求有关,媒体的宣传造势也有推波助澜之功效;儒学热也与意识形态本土化等政治诉求关系密切。这股儒学热实质上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其中包含有"法先王"的历史意识、儒学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借儒学之名推行政治儒学及其理念等内容。如果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掺杂过多的其他因素,儒学有可能以被复兴的名义而丧失其生命力。     

政治儒学的兴起及其对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

在最近20年间,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空间与舆论空间的开放,也随着中国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反省,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出现了新的开展.政治儒学的发生与发展,就是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在其新开展中所出现的一个有影响的重要现象.     

论清代浙东学派的历史地位

在清代的学术文化中，最突出的有二个中心：一为脱离现实的朴学系统，它以顾炎武、戴震、高邮二王、孙诒让等为首；二为结合现实的史学系统。这个结合现实的史学系统就是以黄宗羲、章学诚为首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为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光彩”的学术流派［１］。清代浙东学派“近承蕺山之绪，远绍永嘉之风”［２］，与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派前后相辉映，精神上一脉相通。本文试图从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贡献和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两个方面来探讨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海南自贸港背景下的苏学研究与实践论纲

“苏学”概念的提出始于南宋,历代多以指代“苏轼之学”或“苏轼之文学”。新时代苏学研究以“三苏”及相关文化为研究主体,并且坚持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的研究方向。苏东坡最后被贬海南,三年时间,这里成为他毕生思想、学术、品格集大成之地。海南省率先成立以“苏学”命名的研究机构,并积极推进千年苏学为自贸港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以苏学历史文化资源赋能海南自贸港建设,对推进海南建成文化强省具有重要意义。     

宋明时期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综述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之主脉,历代学者无不乐于寻其精粹而不疲。为推动儒学研究,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倡导下,以"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为主题的系列研讨会,按计划分先秦、汉唐、宋明、近现、现代依次进行。2011年5月13日至15日在杭州举办的"宋明时期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即属该系列研讨会之一。此次会议由国际儒联、浙江省儒学学会、浙江     

仁学三书和学术真理——2007岁末感言

当今国内外文化和学术世界问题繁杂,但根本问题在于:学术功利和学术真理之间的根本对立.学术功利主义今日已成为全球商业化时代之结构性必然.本身受到传统思想拖累的人类人文科学及其伦理学,难以朝向学术思想真理之探索.在此情况下,中华孔孟伦理学,也就是仁学,由于其强调"为真理而真理"("朝闻道")的历史"诚学"精神,而可能被应用于未来人类人文科学和伦理学的革新实践,从而在全球人文科学商业市场化趋向中,引生一种仁学的、非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学理探讨之转向.为此必须克服中外两种时代思想倾向之局限:泛汉学主义(经验主义)之"中学"和后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之"西学".此二者各以不同的方式均朝向反学术理论化的思考方向.作为封建制度历史产物之"儒学"和作为永恒伦理思想之"仁学",必须加以区隔.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特有的伦理学思想--仁学,将可能成为未来国内外人文科学革新实践之精神基础.     

陈亮的反理学思想和"朱陈之辩"

陈亮是南宋事功之学的著名学者,其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既继承和发展了早期事功学者的有关观点,又与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发展道路密切相关.随着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入,他对理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激烈,最终引发与朱熹的辩论."朱陈之辩"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反映出两人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这场辩论是事功之学和理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方对社会现实看法的差异和新的历史环境下对儒学的不同改造与发挥.     

化士学为民学:泰州学派变革儒学的当代启迪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学术上根本的抱负,就是致力于儒学民间化。泰州学派的儒学民间化,是打着阳明学旗号对传统儒学进行变革。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纲领的儒学民间化、儒学世俗化之变革儒学的运动,是在儒学史第一次试图将儒学由“士学”变成“民学”的真正的实践运动。现今推行儒学当代转化,最有必要从泰州学派那里汲取的启迪就是:当代的儒学变革(儒学现代转化),不能循其他路数进行,只能循“化士学为民学”的路数进行。为了以这一路数推行儒学现代转化(儒学现代化),当代儒学从业者(儒学现代化的担当者)须通过“三个转变”以落实“三个改变”。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外在超越”之路的中国哲学学派——台湾新士林哲学

２０世纪是现代汉语学术诞生与发育的世纪，在过去的百年间，现代中国哲学领域内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其中，本土色彩最浓的应推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学——这一学派因其主张中国文化是所谓“内在超越”而可以称之为“内在超越”之路的中国哲学学派；实际上...     

熊十力与马一浮

晚清唯识之学力谋重振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华学术传统中唯有佛学之唯识一派思辩程度甚高,可作为与西哲对话的逻辑基础.熊十力于此最具理性的自觉.<新唯识论>和唯识旧师的区别,主要是熊所建立的哲学体系具有新儒学的种种特征,而不是一个佛学的体系.对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给以高度褒扬的是马一浮.1927年熊十力到杭州养病,请马先生为<新唯识论>作序,两人从此成为相契之好友.但熊、马的学术思想亦存在分歧.特别是后来围绕着复性书院的办学而交恶.但他们彼此仍有关切.1955年之后,不见两人具体的文字联系.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的大儒学学说——梁漱溟“世界文化三期论”述评

梁漱溟先生的“世界文化三期论” ,是一种大儒学学说。其基本的思想内容是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 ,通过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的三种不同文化之特质及其各自的文化历史发展的观察、分析和比较 ,提出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路向、并依照这三种路向递次演进的观点 ,以及提出了未来的人类文化将是儒学代表的中国文化翻转为世界文化的思想。梁漱溟的这一思想对于后来的现代新儒学所主张的儒学复兴为世界文化的各种大儒学思想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