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红楼梦》是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圣经》的伟大的文学巨著。首先,《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并大破大立地为我们开辟出有别于善恶二分谱系的一种以男女情爱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第三谱系;其次,随着对这一人类第三谱系肯定,《红楼梦》使长期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重新登场,并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现实中女性无比深重的历史悲剧;最终,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不仅把现行话语的统治视为女性悲剧的最为深刻原因,而且同时对人类话语进行了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还原,而使一种有别于知识性话语的更为始源的"情的话语"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显,把对"情的上帝"的皈依这一新的救赎之途提到人类文化的议事日程。这使《红楼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最终与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相通,其不啻可视为是与《旧约全书》并肩的又一部伟大的《圣经》。     

情感·革命·国家——徐枕亚《玉梨魂》、《雪鸿泪史》及其周边

前人谈及徐枕亚《玉梨魂》及其改写之作《雪鸿泪史》,大多纠缠其浪漫多姿的情感,而这段爱情+革命历史寓言所表露的感时忧国情绪却较少被人研究。其实两部作品包含诸多个人与国家、文学与历史的张力,是清末民初一代作家身世之感情与家国之感情交叉感染的强烈流露。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它们传达出诸多转型、过渡的信息:它们上接晚清表现男女与英雄的新小说理想,下启现代爱情+革命的革命文学模式;发生在两部作品之间清洁情感突出革命的改写行为,显现了近现代中国文学不断向民族国家这一主流话语靠拢的驱力。而作为大苏州区的作家,徐枕亚延续了这一地区文人的个人抒情与感时忧国相结合的文学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他作品中的个人命运与民族主义话语形成合流。前人多指认《玉梨魂》、《雪鸿泪史》为鸳蝴派代表,但二者其实有鸳蝴文学没能包含的意旨。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1930年代上海舆论空间与青年丁玲的生成

20世纪30年代,上海以其高度发达的报刊业、新书业以及各类媒介传递,为生存其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建构出多元的舆论空间和话语场域。上海舆论空间对青年丁玲公众形象的构建也起到重要作用。丁玲踏入文坛之初,《小说月报》作为丁玲最初发表小说的主要场地,不仅在文学外围打开了丁玲的知名度,其编者、读者、作者一同构建的舆论场域,也使丁玲的"摩登女性"形象和革命女作家形象深入人心;丁玲加入"左联"后,"左联"对丁玲形象进行了有意识的建构与生产,使"革命女战士"丁玲成为左翼文学代言人;"丁玲失踪"案后,上海各方舆论场获得了对丁玲形象想象和重构的话语权力,丁玲一方面在左翼舆论阵营中成为被"英雄化"的革命符号,另一方面在市民群体中再次成为被屡屡消费的"文化明星"。1936年丁玲初次踏入革命圣地延安便受到了极高的政治礼遇,离不开上海这一多元舆论场在此前对其公众形象的塑造。青年丁玲的成长与成功典型体现了革命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的互生关系。     

革命话语遮蔽下的不同节烈观——《我在霞村的时候》与《荷花淀》的比较阅读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孙犁《荷花淀》同是40年代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农村妇女在抗战中的表现及命运的重要小说。但二者有许多不同,尤其是两篇作品反映出来的节烈观,虽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因和民族气节、政治节操纠缠在一起而具有同样的复杂性,但除去革命话语的遮蔽,可以发现作家对节烈的态度有很大区别。这与作家的性别视角、文化背景、审美旨趣、创作原则以及作品的创作时间均有较大的关系。     

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和接受史分析

对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它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她的作品在生产和接受两个层面表现出的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的相互纠结、交汇相融又矛盾对立的复调关系。这种在文学话语中对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丁玲的生命悲剧。     

《封神演义》与《荷马史诗》中的女性群像

《封神演义》与《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风格迥异的作品,然而它们也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作品中对女性都有不同侧面的描写,体现的都是女性在人类社会早期男性话语架构下的地位,即: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既由于原始的性别魅力为男性所敬畏;同时又由于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附属性和奴性。事实上,通过三部作品中对女性群像描写的分析比较,揭示出的是东西方早期社会对女性的相似的价值观和民族审美意识。     

革命与女性的纠结——小说《青春之歌》的一种解读

由于时代的原因,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女性特征往往被弱化。小说《青春之歌》中,处于权威及主导地位的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话语,但在"革命"的规范下,我们仍可看出潜在的女性话语,爱情则是女性话语的显现。     

论丁玲对现代女性解放的探寻与反思

作为后"五四"时期强势崛起的女作家,丁玲实现了对"五四"女作家的超越.她将自己定位于"现代女性"身心解放的探寻者,在中国社会革命的不同时期,赋予女性解放以不同的时代内涵,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特色相当鲜明的女性作家.综观丁玲的女性题材创作,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完整的女性身心解放探索轨迹:现代的女性需"独立"→独立的女性应"革命"→革命的女性要"自强".在丁玲看来,现代女性的身心解放与社会时代的变化发展紧密相关,其出路需要不断调整并走向深入,不仅从个体精神意识上,还应从文化体制上寻得彻底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无疑是中国现代女性命运探索之第一人.然而,丁玲笔下的女性毕竟是社会时代气候下的女性,裹挟在中国社会转型、阶级革命、政治斗争的洪流中.身为女作家而要参加革命、要介入政治,使得丁玲不得不同时进入文学和政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圈子.这两者的冲突与融合虽然使丁玲的作品有了新的思考点,但其艺术个性却受到了损害.丁玲努力尝试调和其女性自我意识与社会政治身份的矛盾,但事实上却难以缝合两者之间的裂缝,建国后丁玲的创作即是明证.     

“人的文学”资源与革命信仰的融合——论丁玲1930年代初的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

丁玲1929年开始左倾，1930年5月加入“左联”,但她的习性构造中的个性主义思想阻碍着她顺畅接受革命信仰。1931年胡也频罹难成为了她习性重造的催化剂。冯雪峰的理论指导、感情吸引则加速了革命信仰内化为丁玲习性的过程。习性重造在丁玲那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改造旧习性结构的苦恼和焦虑外，从小说的故事、人物关系、叙事视角、语言等方面重新建构新的话语系统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从《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到《杨妈的日记》《莎菲日记第二部》《一天》《田家冲》再到《水》,显示着丁玲重构话语系统的过程。丁玲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是政治信仰在多元化文学场确立的一个标本。     

仇恨叙事与丁玲话剧作品中的情感政治

《重逢》《河内一郎》和《窑工》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话剧作品。这三部作品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连接,通过仇恨情感构建“敌—友”二元关系,确立理想中的革命共同体。仇恨这一激烈情感的产生、积累、转化与消解,构成了三部话剧共同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情感动员的手段,仇恨叙事既有着深刻的在地性,又承载了话剧的政治功能。以“情感”为视角切入丁玲的戏剧创作,不仅有利于推进丁玲戏剧作品研究,还可窥见左翼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融合创化的复杂历史进程。     

一盘未下完的棋——论《正红旗下》中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统一与背离

老舍1962年创作的《正红旗下》，前11章实现了旗人民族身份话语与主流革命话语的统一，这种统一使老舍获得了写作的信心与写作的生命力，也使这部作品成为老舍建国后作品中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峰。不幸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老舍创作中的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无法保持步伐一致，使之陷入了两重话语相悖而形成的写作因境中．《正红旗下》不得不搁笔，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最初的直接评价是 194 8年冯雪峰“发现”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了这一小说的主题意蕴和人物塑造的重大价值。 5 0— 70年代许多日本学者关注其创作特点 ,他们的阅读具有明显的自我反省色彩 ,而中国学者则从政治革命视角理解这一小说并走向极端化。 80— 90年代的研究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峻的多样性气象 ,直接关注这一小说深层性的创作本身的问题 ,甚至置放在现代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心理现实主义、欧美现代小说、潜女性话语的新境界上进行新的认识     

《莎菲女士的日记》与《我在霞村的时候》

一九四七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冯雪峰编的《丁玲文集》(短篇小说集)里,收入了丁玲七篇作品,其中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两篇作品是丁玲的代表作。以《我在霞村的时候》命名的短篇集,一种是胡风编的,一九四四年三月远方书店出版,另一种是丁玲自编,一九五○年八月三联书店发行,还有《丁玲选集》,一九五一年七月开明书店出版,收入《莎菲女士的日记》及《我在霞村的时候》两篇作品。一     

论《我的位置》与《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中土著民族的自我表现

在澳大利亚土著女性生命故事中,《我的位置》和《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展示土著民族在当代社会的真实生活状况,这两部作品都表达了对土著民族能否继续生存的关注,评论界为此也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然而,就土著民族的自我表现而言,这两部作品实际上代表了斯图尔特.豪的"表现"理论的不同阶段,存在较大差异。     

《韦护》与丁玲创作思想

纵观丁玲小说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长篇小说《韦护》一向被研究界所忽略:单篇的研究论文至今没有出现,而散见于一些论文、著作中的零星论述还很值得商榷.《韦护》面世的时代,正值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鼎盛时期,而它叙述的正是一个革命者及其恋爱的故事,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简单地把这部作品归于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并进一步认为,由于丁玲“仅仅凭着一种期待和理想,就匆忙地涉入一个她并不真正了解的题材领域”而导致创作的“失败”.②重读《韦护》,我们发现,上述结论并不符合作品及作家创作思想的实际.本文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对《韦护》进行新的审视和评价.认为.这是丁玲从生活实感出发,以现     

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     

潜在价值的《夜》：妇女命运的悲剧性：——丁玲短篇小说《夜》的再解读

短篇小说《夜》在丁玲的文学研究中被忽视或被误解,这对研究真实的丁玲是有误区的。论文立足于《夜》,试图通过小说主人公何华明与三个女性关系的解读,揭示文本的潜在价值,即丁玲对女性命运的一贯关注。     

美国少数民族女性意识的觉醒——析《紫颜色》与《灶神之妻》中的女性自由历程的相似性

二十世纪中叶后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沃克·爱丽斯《紫颜色》与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灶神之妻》进述了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大背影下,作为少数民族女性的黑人女性与华裔女性分别走向自由历程的故事。这两部作品在在表现其主题上有着诸多的相似性,如相似的受压迫背景,相似的麻木状态,相似的反抗精神源泉及最后走上相似的自由之路等等。但是,这两部作品在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的同时,仍不可避免地打上只属于本民族的鲜明烙印。     

人生不留白——《玩偶之家》与《一个小时的故事》的互文解读

《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名作,《一个小时的故事》是美国女作家肖邦的著名短篇小说,两部作品几乎作于同一时期,都是早期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国内现存的研究都是单独研究其中一部,将两部作品对比研究的论作还没有看到。采用互文性理论以及中国绘画艺术中的留白与补白艺术手法对两部作品进行互文解读,通过对比,更清楚地勾画出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在婚姻和社会中的真实处境。对比研究两部作品不仅为学界提供新的视角与观点,而且赋予两部作品新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