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竞争力研究的重要突破——《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评介

大力发展省域经济,是省级党委、政府履行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省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水平.加快发展省域经济,最有效的途径和最佳切入点就是提升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     

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扩展方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扩展体现出几种方式:城市商贸功能回归重塑商务中心、城市更新催生旧城的"新天地"、中心区土地置换促成郊区"卧城"矗立、试验政策和大事件拉动城市发展新区、跨域资本引入促进开发区兴起、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城市群发展、边缘地区的城市化催生"城中村",乡镇工业化使"村中厂"滋生,会议休闲化使"度假村"在乡村开花,经济发达地区的开发向生态脆弱区挺进。基于城市功能成长的城市形态演进,带来了城市功能在城市地区的过度集结和在农村地区的碎片化现象。     

行政区划调整如何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动因、类型与方向

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推动城市化进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行政区划调整重塑了地方政府权力架构和施政范围,长期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在确定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思路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通过各种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构成了我国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在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更是积极推动区划调整以加快提高城市经济集聚水平。多重力量推动的行政区划调整在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但也出现了诸多负面问题。只有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科学调整行政区划才能推动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     

发挥中心城市功能,搞好大成都经济圈建设,带动四川经济快速发展

一、大成都经济圈的内涵与作用（一）经济圈的涵义。经济圈或称经济区、经济地带，是一个交换、生产等经济活动存在着密切的有机联系的区域。经济圈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不同于行政区划，往往是跨行政区划的。一般说来，经济圈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在它的辐射功能下形成的，而这个辐射功能是超行政区域的。例如，按照成都目前的经济辐射和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现状，成都经济圈包括绵阳、德阳、乐山、内江等地区的一部分。由于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是全方位的，往往形成一个圆形的、经济密切连结的地区，因而称为经济圈。当然，圈不是几何学360”…     

论大型城市在政府间关系中的政治平衡作用

政府间关系的政治平衡是一个国家政治体系平稳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化的纵深推进和原有"职责同构"的政府管理体制的逐步消融,打破了政府间纵向关系平衡的支撑性结构。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迅速崛起的大型城市开始寻求经济发展与政治地位的同步推进。如何将中央、省级和大型城市等三个行为体之间的两种博弈合二为一,通过突出大型城市的发展,增强相互之间的依赖,成为重构政府间关系平衡的崭新思路。改革旧的行政区划,增设直辖市,增加大都市设置,建设不同类型的中心城市等等,不仅将有效地突出大型城市政治平衡作用,而且也将成为中国政府发展新的生长点。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视域下的“强省会”建设：功能预期、实践形态与效能转化

“强省会”建设是各省围绕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空间治理要求,运用一系列行政或经济手段扩大省会城市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统举措,在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发挥资源集聚优势、实现区域均衡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权力和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对其进行合理调整是各省推进“强省会”建设的重要手段。从行政区划设置与“强省会”建设的互动关系来看,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的目标指向、实质内容、时代背景,为“强省会”建设提供了明确的功能预期,表现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经济健康增长、加快公共治理创新。现阶段的“强省会”建设呈现四类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的实践形态,即向上争取国家级新区、向下整合县级行政单元、对内完善市辖区空间结构、对外推动都市圈和城市群协同发展。根据区域协调发展和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推进新时期的“强省会”建设,应基于城镇化发展规律统筹行政区划改革,坚持政区规模扩展与发展质量提升相结合,以高效能空间治理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     

GDP含金量、省域政府财富创造能力与区域经济差异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代表GDP的含金量.不同省域政府财富创造能力的不同,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长期存在.GDP含金量、省域政府财富创造能力是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要素.省域政府财富创造能力通过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分工的合理化与区域经济的共同增长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影响.从政府对经济的推动力与管控力的视角,对区域财富创造的路径进行探索,并以GDP含金量作为地区政府财富创造能力的代表指标,利用1999-2019年数据对我国省域政府财富创造能力的空间布局特征与动态演进规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的协调发展需要区域政府财富创造能力的支撑,提高税率或土地价格在短期内能够增加政府财富,但不利于区域长期发展.因此,应以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为出发点,以政府职能的合理履行作为推动区域协调的关键落脚点,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国时期省制改革过程及动因研究

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与实践,自北京政府时期省—道—县三级制,省成为行使监察职能的一级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政府合署办公和新县制,省一级政府从行政区划到机构建制、政府职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其实质则是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分配上的博弈。此外,省制改革也考虑到了各省的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行政现代化的趋势。     

厦门与漳州两地经济增长分析:兼论行政区划调整与中心城市建设

本文在分析了厦漳两地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之后,提出,厦漳两地在现有行政区划下各自规划发展将导致两地经济发展缺乏互补性和互动性,结果是厦门经济规模难以有效扩张,更不能带动漳州经济的快速增长,厦漳两地的经济增长差距将越来越大.因此,缩小两地经济增长差距一种有效方式就是靠政府力量推动行政区划调整完成厦漳合并.这既可以使厦门经济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并重新定位其中心城市的功能;又可以使漳州经济通过承接厦门城市及产业功能的转移,在厦门经济的牵引下获得发展动力.     

略论重庆发展城市经济的基本模式

本文在综合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宏观地提出重庆发展城市经济的基本经济模式和空间结构模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以及高科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扶持就业型经济,作为重庆发展城市经济的基本经济模式;在全市形成合理的空间分工,以中心都市圈、多中心远程都市圈两个圈域型结构体连接万州、涪陵、黔江三个地区中心城市,组成"两圈三点"式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模式。     

全球化环境中的城市营销:行为空间变化与战略转型

在全球化与分权化浪潮的共同影响下,城市营销表现出强烈的增长倾向,驱使城市之间展开以追逐资本为主要内容的竞争博弈.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替代市场的行为助长了城市营销利益短视的经营动机.致使城市发展受到恶性竞争的困扰,并冲击着由行政区划制度建构的城市管理体系,制约了以城市区域为依托的功能型空间组织的一体化发展诉求.鉴于此,我们要密切关注由市场主导的和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城市行为空间变化,认清城市营销战略转型的价值基础,积极探索其组织管理制度的创新模式.     

略论重庆发展城市经济的基本模式

本文在综合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宏观地提出重庆发展城市经济的基本经济模式和空间结构模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以及高科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扶持就业型经济，作为重庆发展城市经济的基本经济模式；在全市形成合理的空间分工，以中心都市圈、多中心远程都市圈两个圈域型结构体连接万州、涪陵、黔江三个地区中心城市，组成“两圈三点”式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模式。     

把厦门建设成海峡西岸经济区南端中心城市

文章就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南端的中心城市——厦门以及形成以其为中心的环厦门湾城市群问题进行研究。建议将漳州市与厦门市合并,建设以厦门为中心的环厦门湾城市群。厦漳行政区划调整后,将在省内形成以厦门和福州为中心的两大城市群;通过中心城市间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集聚社会经济资源,辐射周边地区,加强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与联系,拉动福建经济增长。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个环厦门湾城市群的空间布局设想。     

我省区域合作现状及深化发展的建议

在党中央关于改革、开放一系列方针的指引下,我省的区域合作发展迅速。尤其是1984年以来,由省与省之间、省际毗邻地区之间、中心城市之间、省内地区之间所组成的27个区域经济协作组织,构成了多形式、多层次的经济技术协作网络。由我省及我省部分地州市县参与组成的27个区域经济协作组织,可归纳为从组织形式到合作重点都各具特点的四个类型:     

我国省域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聚类分析

论文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省域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表明,人口因素、交通状况和教育水平对我国省域政府雇员规模影响较大,而经济水平、民族因素和区划面积对我国省域政府雇员规模影响较小,人口因素和交通状况之间存在很强共振关系,其省际差异呈现高度一致性,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之间存在较强共振关系,其省际差异呈现较强一致性,民族因素和区划面积之间存在一定共振关系,其省际差异呈现一定一致性。据此,建议我国省域政府既要充分考虑各个因素的影响,又要充分考虑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共振的影响,根据各个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和省际差异一致性选择适度的政府雇员规模。     

试论法律法规中对民族地区相关概念的误用

目前,在国家的一些立法机关和相关行政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法规或政策文件中对民族地区相关概念的使用非常不规范,例如"少数民族省"、"民族县"、"民族区"等不符合国家宪法规定的行政区划建制.本文对民族地区相关概论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规范使用民族地区相关概念的有关建议.     

世博会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合作博弈为视角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为加快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长三角都市圈城市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长三角各地区的合作博弈,只有同时满足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条件时,才能使区域内各成员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放弃眼前短期收益,实现区域内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发展.依据长三角经济发展轨迹及城市间合作的现状,可考虑加强区域内各地政府间的合作、充分发挥区域市场的主导作用、强化分工、发挥辐射作用以形成错位竞争、使上海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心、加快区域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地区整体效益等思路.     

集中连片特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囿于行政边界的分割,集中连片特困区已演化为一个具有较强行政壁垒的边缘地区,大量跨域公共问题由此滋生,现有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模式在应对上述问题时已显得举步维艰。集中连片特困区要想超越行政区划的藩篱,从整体上推进扶贫攻坚战略,必须率先在公共管理模式和机制上有所突破,要为常态性的跨域扶贫和协作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应摈弃原有的行政区行政观念,转而构建"跨域合作、多元协同"的跨域治理模式。以武陵山区为案例探讨了集中连片特困区跨域治理模式的内涵和逻辑,并深入分析了上述模式得以有效运行的相关配套机制。     

城市经济中心作用初探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地区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区内外经济联系的枢纽,也是推动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地,在现代化生产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了发挥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必须研究城市形成与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根据不同地区的各自特点,建设不同类型的城市;必须改革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破除建立地方经济体系的思想框框,打破条条分割与块块封锁,必须把行政区划、行政机构、行政职能、行政手段同经济区划、经济组织、经济职能、经济手段区别开来;必须正确处理先进地区与后进地区的关系。城市和市场一样是没有疆界的。     

农民工与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活跃的、最具创造性的新兴力量。但是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他们还被远远的“隔离”在城市社会之外,农民工的工资还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增添了动力,他们的低廉工资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