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与美国对华政策——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反思之二

“联合政府”是抗战后期美国与国共两党三者之间交锋的一个关键问题。“联合政府”主张虽由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但却与美国抗战后期对华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美国曾在国共两党之间就“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过多次探讨,并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五点协议。事实上抗战后期也确实出现过实现“联合政府”主张的内外部环境,但最终由于蒋介石政权的极力反对和美国对华政策的霸权实质,导致了“联合政府”主张的失败。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研究(1966-1968)

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伊始就引起美国学界和决策当局的关注.根据对中国局势的分析,美方对"文革"采取"静观待变,尽量不表态"的策略.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仍是视中国为危险的敌人,继续其"紧逼遏制"战略.中美长期相互敌视以及美方在对华分析和认识上的局限乃至错误是致使中美关系在"文革"初期未能有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从美国对华政策看“史迪威事件”影响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在先欧后亚战略指导下的对华政策充满着矛盾，与蒋介石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史迪威的离华。文章试图以当时美国对华政策为背景，对其加以分析，从而探讨史迪威事件对于美蒋矛盾以及双方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宗教自由观的分歧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文章通过探讨中美关系中的宗教因素,从中美两国在宗教观念方面存在分歧,以及宗教因素在美国对华外交历史活动中的具体表现两大视角出发,考察宗教因素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政策的确立

战后美国对华反共政策逐步升级,是服从于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需要。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对华政策总体上是以扶蒋反共为核心和基调的,美国反华政策不断升级,是新中国决定实行“一边倒”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一边倒”的战略,是根据当时的国际格局和中国历史的现状作出的战略决策。     

“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与对华政策

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继立法、行政、司法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美国的思想库一直在政府内政外交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从历史视角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在对华决策中的角色及其不同流派的对华政策立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开展对美国思想库的公共外交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演变（1945—1949）

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扶蒋抗日转向扶蒋反共.扶蒋反共政策经历了"扶蒋压共"、"扶蒋反共"和"等待尘埃落定"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探究美国对华政策这一历史演变的踪迹,不仅有助于总结美中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而且对于理解美中关系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走向大有裨益,同时也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当今美国全球战略的实质.     

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从“史迪威事件”到太平洋战争结束

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重心转向政治目标——扶持中国成为大国。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力量,力图实现中国的统一,使中国成为能在战后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以服从于美国战后世界的规划与安排。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放弃了对华政策中的现实主义成份,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政府,与腐朽、反动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捆绑在一起,从而奠定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也埋下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根源。     

华莱士访华与美国“重返亚洲”

1943年二战战局扭转,美国出于自身全球战略利益的考量将外交政策重心从欧洲转向了亚洲,华莱士访华正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产物。华莱士访华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并对中美战时和战后的经济合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达到了双赢的效果,一方面国民政府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经济军事援助,另一方面美国也收获了一个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小伙伴”作为战后经济发展的“新边疆”。     

美国对伪满洲国的不承认主义及经济关系探究(1932-194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紧接着日本在1932年又一手炮制了伪满州国傀儡政权,妄图为其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举动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不满,尤其是遭到了一向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的反对。作为对日本侵略政策的回应,美国抛出了“史汀生主义”,对九一八事变后造成的中国东北形势,尤其是伪满洲国不予承认。值得探究的是,虽然美国一直都没有承认伪满洲国,但是对日本的侵略政策也没有作出实际行动来加以制止,相反,为了更好地执行“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与满洲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     

试析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经分离”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试图在政治方面限制中国的崛起,同时又不断深化对华经济关系谋求摆脱经济萧条的影响,由此导致了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经分离”.究其实质而言,日本对华政策的“政经分离”是其传统现实主义外交路线与其“商业立国”的国策相融合的结果;是日本游走于接受“美国治下和平”与攫取“中国特需”带来的红利的结构性选择,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目标.从中美日三边结构层面观察日本“政经分离”路线有助于我们破解日本两面性的对华政策,赋予东北亚地区整合以建设性力量.     

关于美国“丢失中国”的讨论及其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朝野展开了一场“丢失中国”的讨论。文章认为这一讨论与麦卡锡主义的猖獗直接相关，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搞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它严重地影响了美国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霍耐特与马克思:两种不同的“承认”观

随着"为承认而斗争"在20世纪末迅速成为政治冲突的主要形式,身份认同替代了经济利益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媒介。霍耐特在追求正义时,把不正义追溯到文化根源上却遗忘了政治经济领域。我们应该再次回到马克思哲学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劳动"范式重新考察社会正义问题,这对于进一步丰富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有着重要意义。立足当前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对马克思承认思想的新发掘无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台湾地区“宪政改革”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影响

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的特点是：建立了所谓的“总统集权制”;逐渐背离“一中”原则。尽管经过7次“修宪”,台湾地区现行“完政”秩序中仍然存在“一个中国”的基本结构,这是国家统一的希望和基础。台湾地区从民主化进程一开始就存在着“宪政困境”：在国家统一之前,以台湾地区居民所拥有的部分“制宪权力”进行“宪改”,属于“违宪”,不具备合法性。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坚持所谓“台湾是主权国家”,这个“宪政困境”无解。“公投入宪”尽管设置了未来“修宪”的高门槛,但为“台独”分子彻底毁弃“一中”原则提供了可能性,这就是危险之所在,有可能会将台湾地区的“宪改”引向歧路。     

文化遗产“我与他”——法国的“关键”影响

著名的遗产学家劳拉简·史密斯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遗产都属于无形文化遗产1;据此,我们也可以认为,世界上所有被称为遗产的都属于文化遗产。非遗当然在属之列。近代世界遗产之谓与法国影响甚大;无论遗产作为关键词抑或作为事业,都有法国身影。中国正迎来文化复振,我们自有一整套遗产道法,只是需要探索;探索的前提需要了解别人。对于西式文化遗产的话语而言,我们属于他者;对于我国的文化遗产体系而言,他们属于他者。中国古传的智慧告诉我们:知己知彼。是为理。本文既讲人家的,也讲我们的。     

20世纪初期美国对中国西藏地位的"双重承认"政策

20世纪30年代前,是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实施的初期阶段.此间,美国把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逐步扩大到中国的西藏地区.美国对中国西藏门户开放政策的具体内容是:反对列强瓜分西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统辖;与此同时,美国又"模糊承认"英国提出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理论.美国对中国西藏地位这种"双重承认"的政策,使美国既没有得罪英国,又讨好了中国,从而使美国在中国西藏进一步扩大了影响.20世纪初期美国的西藏政策,反映了美国这一政策的实用主义原则和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本质.     

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对华政策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

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对华政策中,既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以各种方式支持和援助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加速了日本的失败,同时,其政策中又夹杂着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一定程度上有损于中国的抗战和进步事业。当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他者”与启蒙——18世纪中国文学对法国影响的文化分析

18世纪中法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大多数论者本着发扬中华文明的善衷 ,试图通过比较来证明或揭示中国文学对于法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 ,以此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种“影响”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对于处于启蒙时期的法国 ,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只是作为启蒙的“他性”工具来利用的。     

“入世”对中国税法的影响及对策

“入世”对中国税法功能和作用的影响是税法的国家政策执行功能将进一步强化,税法的国家主权维护功能将更加突出;对税法体系的影响是税法体系结构将得到相应的补充和完善,各税种法将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对税法要素的影响是纳税人结构发生变化,涉外纳税主体大量增加,征税对象的结构比例发生显著变化,税率从总体上进行调整并呈多元化趋势,减、免税制度将作重大改革。因此,必须根据这些影响制定相应的对策。     

“他者”与启蒙：－18世纪中国文学对法国影响的文化分析

18世纪中法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大多数论者本着发扬中华文明的善衷,试图通过比较来证明或揭示中国文学对于法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以此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种"影响"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对于处于启蒙时期的法国,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只是作为启蒙的"他性"工具来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