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

本文以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为案例,指出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经历的特点,即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关注的"现实功利"态度,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胡适的国学根底很好,但他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理解很粗浅,却大力攻击传统中国文化而宣扬全盘西化;傅斯年大力推动"兰克史学",但他对兰克史学只是略知之无,他推动的其实只是清代考据学的新版;钱穆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方正博大的途径,会通文史哲学,对西学采取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与会通,对西方文化与学术反而有异曲同工之效.钱穆很多关于学术的论说,常常比著名的重要西方学者的学说早出了二三十年.这是很值得国人反思的.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

在古代中国,出于对官修史学种种弊端的不满,一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成为良史的标准,并对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修辞与真实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价值中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历史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也使中国史学处于与西方理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理论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历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即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理论的混杂性、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及其在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历史意识在先秦时期的演进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 ,主要有三种类型 :西方式的、中东伊斯兰式的和东方中国式的。在中国式的历史思维发生和发展过程中 ,先秦时代无疑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段。中国传统史学后来所呈现出的一系列风格与特征 ,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先秦时代找到其蛛丝马迹。本文以先秦时期历史意识的演进为主线 ,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古人历史意识的系统梳理 ,以揭示中国式历史思维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缘由及其对后世史学的深刻影响。     

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文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论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

钱穆一生的学问宗主,是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其治学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钱穆毕生坚持的治学路径是史学的,而非哲学的.这与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知与评价有关.钱穆治学的逻辑方法,是“推寻与会通”.所谓“推寻”,就是寻求新知,发现问题;所谓“会通”,就是贯通事理,解答问题.钱穆探寻学问的重心,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前进的趋向,而是“人生的内在面”,也就是余英时说的为中国人招“魂”.钱穆一向认为,学问关键处是“察”历史之“变”.他反复告诫学生,要区别大变与小变,善于从历史进程各时期的变动中,寻求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从“变”中看传统、精神、力量、生命、个性.钱穆曾多次对学生论及专业训练的“出入”、“功力与智慧”问题.他认为,这里面既包含了古人的治学经验,更是自己的“做学问的方法论”.其要点是“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总之,概括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就是“探人生文化真谛,为千年故国招魂”.     

钱穆文化诗学探论

钱穆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学者,虽以史学成就著称于世,但其文学修养也相当深厚.在文学研究方面,他熟知中国古代文学的底蕴与精义,其阐释和分析,显示了绵长修远的诗学精神.在文学之根、和合之美、人生诗化等方面,钱穆汲取古代文化的母乳,在此基础上丰富现代文论言说的底蕴,学术目标变得具有理性的可感性和可握性,其充满历史意识与诗心情趣的文学观念,彰显了一种有根的中国诗学.     

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下)--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 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 ,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 ,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 ,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 ,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 ,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 ,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 ,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 ,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 ,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共性 ,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 ,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20世纪逻辑学在中国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进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20世纪初期输入的西方逻辑就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西方逻辑输入后,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并使这种变革进入哲学、史学、教育、科学等诸多领域,从而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起了一定作用.本文的有关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逻辑学的价值、发挥该门科学的作用,以推进中国当前的新文化建设,无疑会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史学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新闻专业主义中国化问题

新闻专业主义传入中国时间较晚,是在中国民族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仅受西方新闻业发展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及时代要求的映射.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其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必须以中国化为前提,必须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实现.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史学传统的文化内涵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均要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在社会责任与文化价值追求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叙事手法上也有相似之处.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在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上高于新闻专业主义.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改造是实现新闻专业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途径,也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必由之路,对促进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存因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 ,其中实证主义史学在众多昙花一现的史学流派中得以脱颖而出 ,并形成当时一股强大的史学思潮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实证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更接近。表现在史观上 ,实证主义史学所强调的依据经验事实或史料恢复历史真相的主张 ,与乾嘉史学的“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谋而合 ;在史学方法上 ,实证主义史学的形式逻辑和归纳演绎的方法与乾嘉史学的考据方法极为相似。因此 ,实证主义史学较其他流派更容易找到与中国文化的切合点 ,更容易被中国史家所接受并加以发扬光大 ,更易于在中国生根发芽     

论钱穆的人文主义历史存续观

钱穆对人文主义有系统的学术观建构,并以其生命实践印证着自己对人文主义的独特理解。在钱穆的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中,"存"与"续"的意识由传统文化层面的信仰、伦理和知性自觉,辩证地贯穿于日常的生命实践活动之中。这使得钱穆的人文主义显示出迥异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品格:它不是以发掘个人感性、理性的价值驱力及公共性文明机制为其思想原创的基点,而是力求使个体与社会在纳入一种文化的统绪中,实现文明的价值增殖和外延扩张。钱穆的人文主义是超越学术个性的历史主义与超越历史境遇的生命哲学的统一,是博大淳厚的民族精神与个体生命实践的统一。这种人文主义在内涵上具有较鲜明的儒学人文主义特质,但在内在机理上,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观念,而呈现为面对另外空间视域而求取文化"存续"的人文主义。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作为文化进化论者的钱穆--"人文演进"观绎论

钱穆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进化论者。由钱穆创发的三大范畴“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已然构成一完整的有进化意义与现代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观。在现代新儒学中,它向人们昭示只有动态的、协调的并且以合于自然为原则的人文社会历史演进,才具有文明持续不断的“常道”之价值。钱穆预言:人文之最高演进,即是自然之最高可能。人文演进观还展显出钱穆作为文化进化论者所已具有的超越的“世界史”眼光,钱穆极为肯认的“人文化成天下”,就是在文明大势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将钱穆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调,应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透视钱穆全部文献而重新改写。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

史学思想的比较 ,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 ,而中西文化的传统 ,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 ,而是多元和开放的 ,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中国传统中从儒学到理学的演变和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显出的不同特征 ,都是为人所熟详的例子。因此 ,我们在探讨史学思想不同的时候 ,不应用目的论的眼光 ,用现代史学的特征来概括以往的时代。但若从大处着眼 ,中西史学思想还是表现出三大不同。首先是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较 ,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 ,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其次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而中国史学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紧密。复次 ,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 ,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历史研究法”与1920年代的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两种行当分途,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革.梁启超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新史学"进入学院的成果.梁启超的历史"著述"观念,表面上规定了现代史学的走向;实际上,著述、书写这种文章之业,还存留着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铸"经国之大业",传"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期待.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