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之原因

孙中山在解职临时大总统后至“宋教仁案”发生前，对袁世凯的再度妥协并非是落入袁世凯的圈套而上当受骗。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的原因，在于客观上为当时的形势所迫，主观上则存在着促使他再度妥协的思想基础。     

1907—1915年间沙俄对外蒙的侵略

沙皇俄国染指外蒙的野心,由来已久。以1907年签订第一次日俄密约为起点,它的侵蒙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俄国利用清王朝衰微破败、外蒙地区矛盾激化后的形势,插手进来,开始公开地干涉中国的内政。辛亥革命发生后,俄国趁机策动外蒙封建领主起来叛乱、宣布外蒙独立。随即,它刚柔并用,迫使外蒙当局签订“俄蒙协约”,攫取了大量的侵略权益。之后,它又诱逼中国袁世凯政府签订“中俄声明文件”,使非法攫取的侵略权益“合法化”。1915年中俄蒙三方签订的“恰克图协定”,是俄国这一阶段侵蒙活动的尾声。本文试对沙俄这一系列步步紧逼的侵略活动作一简要的论述,请读者不吝指正。     

浅析1911年-1917年俄国在外蒙古地区贸易的畸形发展

1911年12月,外蒙古上层王公贵族利用中国南方辛亥革命之机在俄国的支持下脱离满清王朝。这为俄国改变在外蒙古地区的贸易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俄国在短期内主导了外蒙古地区的贸易。但在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地商人的有力竞争等诸多因素影响下,俄国在外蒙古地区的贸易影响迅速弱化。至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之时,俄国工业品几乎停止输入外蒙古地区。总之,从1911—1917年,俄国在外蒙古地区的贸易经历了一个畸形发展的过程。     

中国知识界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认知与反应

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新知识分子在重新解读民主的时代语境下,为俄国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能够快速进入知识界的舆论场域搭建起了舞台;借助报章杂志的舆论空间频繁刊载有关俄国革命的新闻通讯、观察游记和专著文论。各种报道、议论和评价无不彰显出中国知识界对俄国的态度与反应的变化;知识界眼中的俄国由“革命”到“俄乱”再到“革命”的形象转变,隐约透着一种国人“自我想象”的逻辑思绪。随着对俄国革命认知的不断深化,知识界逐渐凝聚出“联俄”、“友俄”的讨论主题,以及“学俄”的思想倾向。与此同时,知识界内部亦因对俄问题而渐显群体分化的迹象。     

俄修西伯利亚铁路在晚清中国的反应

俄国在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过程中,中国一直关注其进展情况。该路动工后,清廷抓紧修建关东铁路,以加强东北防务,防止俄国扩张。俄国提议将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东北时,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之进行合理交涉,后俄国又通过赴俄特使李鸿章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筑路的特权。部分驻外使臣、早期维新派、官员看到了俄修西伯利亚铁路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建议清廷尽快修筑铁路。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在甲午战争之前曾关注俄修铁路的侵略目的,但在甲午战后随着清廷政策变为“联俄”而主要报道该路的修建运营及商业功能,在铁路竣工之际又评论该路与中国的利害关系。虽然部分民众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曾冲击中东铁路,但不少华工参与该路的修建,为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作出了贡献。     

20世纪初中俄关于呼伦贝尔交涉概述

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后,沙皇俄国又唆使呼伦贝尔的统治者乘机脱离中国。中华民国成立后,中俄政府就呼伦贝尔的统治权问题进行了多年的交涉,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才逐步恢复了在呼伦贝尔的完全主权,维护了领土的完整。     

外蒙古的归属俄罗斯运动与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外蒙古的归属俄罗斯运动与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日］森川哲雄（续前）（３）雅阔比等人对外蒙古的工作俄国政府判断外蒙古归属俄国是有实现的可能的，因为他们已经得到外蒙古最有影响力的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本人已有归属俄国之意的情报。因此，俄国政府决定进...     

论孙中山在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

一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产物。它宣告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覆灭,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因而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的最主要标志。可是,由于这个革命政权早在它诞生之前,已被许定给了反革命头子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受到里应外合的压迫,无法改变这个既成事实。本来,“孙逸仙没有妥协的意思”,但缺乏“斗赢袁世凯”的条件,“于是终于输给了袁世凯”。     

1921年接运库恰难民数量考

1921年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中，外蒙古的大量内地商民沦为难民并纷纷逃离，其中库伦和恰克图的大部分难民进入俄国境内，最终被中国政府和东北当局接运回国。对于库恰难民的数量，各种文献中记载不一，结合当时实际以及对文献记载的考证，库恰难民人数应在5万左右。     

清末新政时期垦荒政策述略

一、垦荒政策实施的原因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边疆形势十分严峻。一些国家纷纷向我国边疆大规模移民，以图强占中国领土。在东北，俄侨、日侨人数迅速增加，造成一些地区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在内外蒙古，俄国移民也蜂拥而至。针对这种严重的边疆形...     

简论1968-1972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

1968-1972年的国际大环境依然是美苏冷战在继续。在远东,1968年1月,苏联坦克部队进驻蒙古。1969年3月,苏军入侵中国珍宝岛。苏、日继续为“北方领土”问题争执,苏联称日、苏“领土问题已经解决”,但日本的当权者一再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影响日苏关系的因素错综复杂,1972年1月,苏联外长访日表现出的对日友善是为了在外交上牵制中国,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1972.2)与日中关系正常化(1972.9)表明苏联未达到联日孤立中国的目的。     

清末新政与外蒙古独立

清末,在外蒙古独立活动中,沙俄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活动对外蒙古进行了侵略,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日本也曾觊觎外蒙古,但沙俄的挑唆和侵略以及日本的威胁都不是外蒙古独立的直接原因.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挖掘,认为外蒙古独立的根本原因是清末逐渐削减对蒙古王公以往的优待,甚至勒索,而新政的推行,尤其"垦荒"成为外蒙古独立的导火线.     

论袁世凯与关内外铁路的收还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研究的日渐萧条而颇显岑寂。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关内外铁路的收还为例,作为督办回收大臣,袁世凯在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与英、俄谈判回收事宜,最终达成了有利于我方的协议并顺利完成了接收。此路的谈判回收与之后的良好经营不仅使袁世凯声誉日隆,且为其在清末政坛的崛起提供了经济支持。     

袁世凯与民初南北统一局面形成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然而时局复杂,满汉对立、边疆危机、列强窥伺,内忧外患加剧。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列强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传出“非袁不能收拾”的信息,清政府不得不启用已经“开缺回籍”的袁世凯,南方同盟派也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反正。袁世凯手握国家政权和重兵．以安抚为主解决南北争端,促使清帝和平退位,维护了新生的中华民国,避免了国家冲突、民族撕裂和列强干涉。1912年9月“四巨头”会师北京,推出“八点共识”,昭示了南北确已统一,中华民国确已建立。     

外蒙政权“议会”设置问题考辨

外蒙第一次"独立"和"自治"期间,设立了由上、下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国内外史学界对其设置问题大多语焉未详,抑或错误地认为,1911年12月底库伦政权组建的同时,在沙俄的操纵下即行设立了该议会.俄国外交文件表明,其设置时间应在1914年4月中旬或下旬,且与我们传统的论断恰恰相反,它并非在沙俄操纵下成立.库伦政权组建议会的目的之一,旨在对俄国在外蒙谋求铁路和电线优先权等意图采取拖延政策.     

孙中山民元"让位"问题再认识

1912年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 ,无疑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此的既往研究大都说成是“让位”。其实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一席原本就属于袁世凯。其后革命党人与南方独立各省选举孙中山 ,只是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一个头面人物主持政府 ,而袁世凯尚未来归、黄兴拟将赴宁代黎元洪“暂任”大总统职权而尚未成行、孙中山却适时归国并主动要求承担大计等条件下的一个权宜之计 ,“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的决定并未因此而有根本性改变。孙中山的最终辞职荐袁仅是“践前言” ,实为还位。此外 ,“让位”论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 ,制约了辛亥革命有关问题的研究。     

由忠君转向共和:辛亥政局中的冯国璋

辛亥革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均有重要影响。在这场政治变革中,北洋军人作为从清末新政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亦新亦旧的力量,由战争走向共和,由维护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转变为民国初年维护袁世凯政权的主要力量,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选择。作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是辛亥革命重要参与者,他的政治态度和军事行动对辛亥政局的演变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根据有关史料重新检视北洋新军将领冯国璋在辛亥政局中思想和行动的变化,揭示其由忠君转向共和的心路历程,认为冯国璋的政治抉择不仅为实现辛亥和局贡献了一份力量,也为其在民国初期发挥更大政治作为奠定了基础。      

也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

历史上看,袁世凯本人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日本的,其对日本抱有极深的戒心。1915年在二十一条交涉的过程中,袁世凯是据理力争的,虽然日本有利用帝制诱惑袁世凯的企图,但这一方策对袁世凯未能产生效果。二十一条的签订不是日袁间幕后进行交易的结果,而是中国积贫积弱以及缺乏有力的国际支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