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各省调查局和修订法律馆的习惯调查

作为新政期间法制改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的习惯调查是国家政权在立法实践中对本土资源进行全面整理利用的一次巨大尝试。调查是在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的管理下分别进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是清末习惯调查的一部分。清末的习惯调查尽管规模巨大,但在组织管理上缺乏协调一致。受限于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其在发挥为修订和审核法律的参考作用方面十分有限。     

对宪政编查馆历史作用的评价

宪政编查馆在清末立宪中担当了拟订立宪法规的实际工作,是推行完政改革的重要机构。它对推动宪政体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促进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民主意识在中国的建立和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奕劻宪政思想论略

奕劻多年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广泛地接触到外部事物,对宪政有较深刻的理解.考察他在清末预备立宪进程中所从事的一系列宪政活动,他的宪政思想体现为:从速立宪思想、三权分立宪政思想和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性思想.     

清末"预备立宪"新论

清末立宪,是中国近代宪政史的开端.长期以来,人们对清末立宪存有许多不公正的认识,妨碍了对中国宪政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本文主要从清末"预备立宪"的种种改革措施及其实施效果来重新评价清末立宪的历史作用及地位.     

法制现代化视野中的清末宪政

清末“预备”立宪是清政府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采取的一次改革活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经统治者认可的和平改革。从法制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次宪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分权、民权和法治原则,初步实现了从皇权至上到法律至上,由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由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价值转型,是一个从传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型的法制社会的创造性转换过程;这次改革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绝非骗局说可以概括之,它本身对于中国宪政建设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蒋式瑆弹劾奕劻案考析

1904年,御史蒋式理弹劾庆亲王奕劻在汇丰银行存有巨款.弹劾案发生后,清廷迅速做出处理,蒋式理因弹劾“不实”而责令回原衙门行走.弹劾案背后有诸多疑团,奕劻是否贪污,他与汇丰银行有无往来；奕劻其人端谨精明,清廷对其的信任与重用,蒋式理弹劾奕劻缺乏确凿证据,错综复杂的原因决定了本案的发展走势.弹劾案折射出清廷官制改革的失败,都察院作为监察机构形同虚设.     

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宪政启蒙传播活动述论

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后,通过编辑出版宪政书籍、创办公会机关报、与当时上海较大的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相呼应、筹办法政讲习所和国会研究所等多种传播手段,积极传播宪政知识,努力进行宪政启蒙,使民众摆脱对专制社会的精神依赖,从而为开展政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清末督抚与官制改革

官制改革是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清政府企图借官制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地方督抚则想借官制改革的机会向中央夺取更多的权力，打破满清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双方的激烈斗争和冲突加剧了清末政局的动荡，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也在客现上延缓了中国地方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奕劻入枢与政务处的职能分合

奕劻入枢,是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高层最为重要的人事变动之一,它不仅直接造成政务处与军机处两大中枢在机构人员方面出现高度重合,也使得政务处职能面临实际调整。奕劻入枢后,清政府相继设立财政处、商部、练兵处等新机构,在顺应新政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政务处既有职能不断被分割,作用地位亦逐渐弱化。这一结果,既符合新政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奕劻的政治目的。其后虽因日俄媾衅,迫使慈禧调整高层人事以应付危局,并试图通过增派人员加强政务处的作用,实则已无法改变政务处日渐削弱的现实。此后在伍廷芳与戴鸿慈的推动下,政务处职能开始由“行政”转向“议政”,最终丧失了“新政统汇”的地位。     

清末官制改革的社会环境

清末官制改革是大清帝国将要走到尽头的一次努力挣扎 ,也是国家体制向现代化迈进的前奏曲。它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复杂的 ,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几股政治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列强的干预 ,西学的影响 ,改革派的努力以及各派势力的权力争夺。这次官制改革虽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的历史命运 ,但是人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难以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 ,也能体会到历史进步的艰难     

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

清末立宪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之门,是对两千年来专制政体的否定,其主流意义值得肯定。"立宪"之败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难产,表明不具备根基的"立宪"无法逃脱最终失败的命运;暴力革命不一定总能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社会秩序,亦不能借此一蹴而就地实现宪政。宪政之根基在于建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只有期待其茁壮成长,构建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为宪政的实现打下坚实的根基,提供不懈的动力。这或许是清末立宪给予我们的深刻反思与启示。     

清末地方司法改革中的审级权限制度

审级权限制度的改革是晚清以奉天为代表的地方审判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新式的审级权限制度的确立为地方审判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前提 ,奠定了基础。“四级三审制”以及区域审判权限的划分和确立 ,对推动以奉天省为代表的地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及国人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变革 ,起了积极的作用     

语言变革：晚清戏曲改良运动的先导

晚清戏曲改良是晚清社会、文化环境和中国传统戏曲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时代的进步需要产生一种更能表现时代思潮的新的戏剧形式,但因为外来戏剧此时还没有真正在中国产生直接的冲击,因此,这场应时而生的戏曲改良运动只能在旧瓶里造新酒,提升戏曲的意义,扩大戏曲的题材,放宽曲律的限制,而其中尤以戏曲语言的变革最能代表这一改良运动的实绩和局限,最能说明中国传统戏曲向现代话剧过渡的复杂性、矛盾性。     

共和国宪法变迁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宪法学界多年以来一直都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但是,无论从权威机关确认的变迁形式,还是从程序、内容和名称来考察和分析,1975年,1978年和1982年三次大的宪法变迁,其性质都是修改宪法,而不是制定新的宪法.共和国宪法史上,只制定过一部宪法,而不是四部宪法,现行宪法是经过1982年修订的1954年宪法.我国每次修宪之前,都是由中共中央提出宪法修改的建议,这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宪法惯例,虽然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它符合宪法精神和原则,因而是合宪的.为保障修宪程序的正当性和明确性,这一宪法惯例应当成文化,法治化.1954年制宪过程中移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宪法,在当时是一种必然选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其历史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出来.     

晚清钦定宪法大纲探析

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宪政改革,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来论者多强调改革的欺骗性。事实上,清政府采纳借鉴西方的宪政制度,着手将既有的君主专制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政体,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毕竟使传统的政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清末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论战评析

清末为了寻求救国方案,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分化为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两派改造社会与政治的理念有很大差异,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双方理论虽各具特色,但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可谓是“殊途同归”。双方的争论是辛亥革命必不可少的思想跳板,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末立宪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清末立宪在我国的法制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大门。虽然,清末立宪是在后人的眼中看来这是一次屈辱的法律变革,是一场失败的尝试,但是它却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当今我国的宪政建设依然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东方杂志》与清末立宪思潮（1905－1911）

《东方杂志》是晚清最后几年最有影响力的立宪派报刊之一,它在这时期最主要的政治倾向就是宣传立宪思潮,以推动立宪运动。《东方杂志》在立宪运动的报道中,能保持不正面谈政治的立场,着力地方自治的宣传,并始终保证立宪言论的品质,形成了区别于"党报党刊"和其他立宪派报刊的独特风格。它善于把握政治大势,注重积极参与,正面引导;同时不直接参与党派政论,通过高质量的"选报"来表达政治态度,对当下我国地方报刊如何保持发展特色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清末立宪运动中的两院制问题

国会两院制在20世纪初以前的宪法实践中居于主流地位,具体可分为贵族式、联邦式及民选式三种类型。其主要功能在于代表社会中的特殊团体,促进议事审慎,限制民选议院专断。清末各政治势力均偏好两院制。清末未成立的正式议会确定将采用两院制,而预备立宪阶段成立的资政院在经过官制改革、都察院改下议院等阶段后,最终被界定为准贵族式两院制。资政院的议员构成既有模仿日本之处,亦体现了清末中国独特的民族问题。最终,由于落实两院制不彻底,资政院未能发挥两院制功能,清王朝灭亡前后将未来的正式议会改为民选式两院制。     

伍廷芳与清末新政法律改革

伍廷芳精通中外法律,是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在清末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并参与修订法律工作,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与实践引入修律的整个活动中,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删改与创新,进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固有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传统法制体系的历史性终结,推动中华法系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