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新史学再认识

本文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为例,对新史学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全文共分四部分:在充分肯定新史学积极意义的同时,着重叙述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评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史学在一些史学家的心目中,仍有很高的地位,并简要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背景;对梁启超的史学主张提出了新的诠释,认为他对新史学的批判,实际上是近代政治史学对传统政治史学的批判,采取的是过激否定的形式的论点,并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的是,梁氏对旧史学的批判是有失公允的,应全面认识传统史学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

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变数和动荡的百年。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也随同这震荡的世纪一样,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完成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其间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一、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主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一是由新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首先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中实现的。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说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民主思潮日趋高涨。在这股思潮中,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是一支冲击封建传统观念的巨大力量。当时,活跃于论坛的梁启超,既是封建旧史学的掘墓人,又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奠基者。他首倡“史界革命”说,对中国新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进行了有力的推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史学革命的高潮。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提出要撰著一部新的中国通史,继梁启超而起的有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邓实、陈黻宸、曾鲲化等人,他们对旧史学的价值标准以及书法体例作了较全面的批评,对新史学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并作了初步实践,为旧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过渡作出了贡献。 二十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梁启超与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入手,沿着年鉴学派"两大史学主张"即"建立总体史的意图"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的产生路径出发,认真比勘马克·布洛赫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可以发现二位史学巨匠治史理念的"不谋而合"。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的成熟是建立在西方各种人文各学科成熟发展的基础之上,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则诞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但足见其史识卓绝。梁启超在其中西融会与古今贯通的学术背景下,在如何回答"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不仅是在国内发时代之先声,而且也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以此也可以进一步窥见梁启超新史学久远影响力的奥蕴。     

新史学与辩证逻辑思维

史学有新旧之分,新与旧系相对而言,随着时代的变迁,史学也不断地在继承旧史学遗产的基础上予以更新。新史学不自今日始: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唐代史学的改革;又如清代的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也是一部新史学;梁启超写过一部《新史学》,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特别是李大钊写《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端。当前,我们有必要对于旧史学作批判地继承,并加以改革。改革的方面颇多,其中运用辩证逻辑思维方法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何炳松的通史理论

何炳松[189—1946]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在他多方面史学研究中,最突出的是对通史理论的研究,本文拟对他在通史理论上的贡献作点探讨。《史记》是中国通史的开山之作,司马迁在《报任安国书》中阐明其著书之旨:     

“新史学”及其实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梁启超语)。大量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史学理论和方法,被介绍引进中国。在这些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股新的史学思潮,猛烈冲击着旧的传统史学。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史学开始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新史学对良史的期望

100年前,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的终结和近代新史学的诞生。 《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梁启超重新界定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范围,突出强调了历史哲学的地位和良史的作用。他指出: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     

补偏救弊的反省:章太炎对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批评

章太炎与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近代中国科学化"新史学"的倡导者。但在新史学发展进程中,借鉴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以西方史学为样板革新中国史学出现了一些偏差。章太炎对此有所警惕与反省,不断批评新史学的偏弊与缺失,为科学化新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两种新史学：梁启超与何炳松

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文章《新史学》,开启了中国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梁启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新史学的代表人物。22年后,也就是1924年,何炳松翻译的美国人鲁滨孙的《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束了中国经日本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历史。何炳松由于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成绩,特别是热心介绍和宣传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而著名于史学界,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何氏去世后,有人评价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因缘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而是有着复杂背景和深刻渊源的,中国近代史学也一样。所谓中国近代史学,指的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它萌芽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前后,经过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史界革命和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与积极努力后,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学既是近代东西方社会大冲突的产物,又是近代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革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     

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对 2 0世纪中西方史学史上比较典型的两种“新史学”范型的普遍共性、不同特点及优劣得失进行一番认真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和全面总结。梁启超和鲁滨逊在史学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 ,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新探

梁启超的史学,向被视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典型而受到人们的反复研究。尽管如此,其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或重新认识,特别是对其史学理论的整体结构,迄今未见专篇论述。鉴此,本文打算从这点入手,对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组合和特点提出一些看法。     

《新中国未来记》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述自己:“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新中国未来记》,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内心矛盾斗争的真实反映和小结。研究梁启超的思想,不能不对这篇小说给以高度重视。 提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近代文学史家常冠之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作。从小说的最终倾向来看,这一评价似乎不成什么问题。但作为史学研究,光给作品戴上一个定性的大帽子,并按此推断其历史作用,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因而必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本文拟就《新中国未来记》问世前数年间梁启超思想的发展,及这篇作品表达的思想内容,作一具体分析,并对这篇小说的历史作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作为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宣言之一,《新史学》除了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 对于前者,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     

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

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年了。10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史学”的倡导,历史考证学派的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画卷。 《新史学》的发表,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曾经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哲学,推重历史教育等思想,至今仍有可资参考的价值。但是, 《新史学》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的出现一样,也有其片面性。对此,我们都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本刊为纪念《新史学》发表100周年,约请史学界朋友撰写一组文章,予以发表,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