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刊发在《学衡》杂志上的10余篇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     

论柳诒徵的汉代史研究

柳诒徵研究汉代历史的内容包括汉代的历史地位、尚书制度、议政决策、孝廉方针、算赋制度、长者言风 ;其研究方法为文化史的方法、史学批评的方法与历史主义的方法 ;其研究范式是立足现实、展示辉煌、明确责任。     

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

易长风潮与东南大学之兴衰关系至巨,个中原因甚为复杂,柳诒徵牵涉其中。由于杨杏佛和郭秉文之间的个人恩怨,加之杨杏佛的国民党员背景,而柳诒徵又和杨杏佛交相莫逆,身陷易长风潮漩涡中的柳诒徵备受责难。探究柳诒徵参与易长风潮的原因,无疑有助于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还原柳诒徵的书生本相。     

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

柳诒徵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长期在高校和图书馆从事史学研究,著述众多,《中国文化史》为其代表作之一。该书作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虽然其观点存在一些矛盾之处,但这恰反映了转型期学人的一种努力,且该书对其后之文化史著作影响至深。     

柳诒徵与《学衡》

《学衡》是柳诒徵一生中所参与时间最长的刊物,在其个人事功里,占有重要的一页。与此相应的,柳诒徵在《学衡》中也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无论是从其发稿量来看,还是从其在学衡派群体的影响来看;柳诒徵都是《学衡》中仅次于吴宓的另一关键人物。没有吴宓的《学衡》固然难以为继,而无柳诒徵的《学衡》同样不能成其为《学衡》。     

柳诒徵与《国风》

《国风》是柳诒徵继《学衡》后创办的另一重要刊物,柳诒徽在其中担当了精神领袖的重任,切实主导了《国风》的办刊取向;在民族危亡日甚一日的20世纪30年代,他主张回归传统,发扬本国固有文化,以解救时弊.这既是柳诒徵原有文化保守主张的延续,也是柳诒徵后学衡时期思想动向的一次集中体现.     

柳诒徵与《学衡》

学界对《学衡》主要人物的研究中常常忽视柳诒徵,或是将其在文化保守主义角度上等同起来。事实上,柳诒徵是除吴宓之外唯一一位《学衡》自始至终的支持者,但同时他在学衡社中处境特殊,思想主张也与《学衡》主流有很大差异。仔细梳理柳诒徵与《学衡》的关系,探讨其间异同,对于更全面地了解《学衡》,了解20世纪20年代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有重大意义。     

传统史德观的近代阐释——从章学诚到柳诒徵

史德观作为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出现较早,自春秋战国至清代中期历代史家围绕这一问题都曾进行过讨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明确提出"史德"这一概念并将其赋予"心术""敬恕"等内涵。近代以来,梁启超、刘咸炘、柳诒徵等学者对于章学诚的史德观各有阐说,展现了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受治学取向差异之影响的学人对于传统史学的不同态度。     

张謇与柳诒徵

张謇和柳诒徵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张謇兴办实业,亦强调教育救国,积极支持教育改革并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柳诒徵不仅是历史学家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也是长期亲执教鞭战斗在第一线的教育家。他们的人生存在着交集。1901年柳诒徵至南京江楚编译局任职,得到文正书院山长张謇的赏识。1903年柳诒徵和张謇都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倾力于新式学堂教育,并在一些学校中共事,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至1922年,张謇关注到了新兴的“学衡派”并认同其部分观点,与柳诒徵是“学衡派”的中坚不无关系。张謇与柳诒徵之间的交往,不仅有共同的交往圈,更是相互赏识且志同道合,在这种基础上的交往推进了教育近代化。     

史官与史职——古史可信性的内证之路

清代至民国学者关于上古史官史职的考察追述,大抵有"六经皆史"、"诸子出于王官"、"世官世畴"和"《春秋》义例"等几个命题。其中如刘师培、章太炎、柳诒徵、金毓黻等人的述论,主要是针对康有为的观点而提出批评,但对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也同样适用,作为古史可信的内证方法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理念下异中求同——柳诒徵与学衡派关系考论

1922年《学衡》杂志在东南大学创刊,柳诒徵以南高师、东南大学资深教授身份参与其事,成为学衡派重要成员,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尽管柳诒徵与其他主要成员在个人经历、学术背景、学术渊源和治学志向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共同信念下,求同存异,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学衡派。     

吴宓与柳诒徵的《学衡》情结

吴宓和柳诒徵都是我国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对《学衡》他们都付出了自己不同的努力和牺牲。吴宓与柳诒徵1921-1933年间围绕《学衡》而产生的恩怨情结及二人产生此种情结的种种因缘,学界少有论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执,对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的不满,使他们在反对新文化的潮流中求同存异,缘此而成学谊。     

史学家柳诒徵的学术贡献与道德风范

本世纪30～40年代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史学率柳诒徵著作等身,其中以《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三书最为重要,学术贡献非同一般．柳先生不但“学问功夫深”,而且“道德文章美”,在门生中乃至学术界都有很高的声望．     

民国时期史学革命对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史学革命运动对当时的美术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传统美术史学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对民国时期史学革命三个不同阶段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对美术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加以论述,包括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疑古思潮的影响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美术史写作的影响等。     

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代表作。其学术主题是阐明"经世史学"的基本形式,精神主题是爱国主义,为"经世史学"提供了现代范本。陈垣先生以"考据"为基础的"陈古证今"之作与"影射史学"有本质的区别。     

《史通》的史学批判精神——以《疑古》、《惑经》为例

刘知几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其《史通》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史态度和史学批判精神,在《疑古》、《惑经》篇中反对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史书,批判史书为统治阶级隐恶扬善的虚伪性,同时也反对盲目迷信＂圣人＂,对孔子进行了勇敢的批判。开创了中国史学批判的正确道路,对后世影响很大。     

略论谯周的古史研究

谯周是三国时期的史学大家,他的古史研究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为当时的史学透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不主张社会倒退的古史观,具有“圣王不同姓、天命不常在”的疑古精神,以及以剔除史学中的神秘与虚妄的理性考史,这些主张和行为是史学独立意识的自觉,卓然独立于同时代史家的。     

过度疑古的成因综析

从事史学研究时,面对史料不足的情况,在没有确凿而充分的证据之前,应该不轻易否定前人的结论,而应该抱着理性的态度,尊重前人的成果。在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宁取前者。过分疑古与个人的性格、经历、思想倾向和治学方法都有一定关系。疑古主义学者在学术上起过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其在某些方面确也有过负面影响。     

古史学家崔述的疑古儒学思想

生活于清乾嘉之世的崔述,既不笃信当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亦与当时学界主流汉学相异趣,而是提出以疑古辨伪考信为主要内容的学说思想。这思想是对由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认知态度及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所开启的中国儒学史上疑辨的精神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故其本身亦是独具特质的儒学思想。崔述及与其并世的姚际恒的学术思想,是作为当时学界潜流的疑古儒学思潮的主要代表。崔氏疑古儒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发生过重大影响,对由经学而史学的学术转换及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