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理念与启示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核心是关于政体的理论,其政体学说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政体的分类、政体的优劣、政体的建构与选择、政体的变革与保全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对中国当下宪政建设的启示意义在于:推进法治建设、扩大中产阶级队伍和注重社会公正三个方面.     

现实因素与亚里士多德最优政体的选择

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城邦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而最优政体的选择又是政体问题的主要议题。亚里士多德在构建理想政体时,注意到现实因素对其学说的巨大影响。首先,他在强调最优政体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同时,对现实因素进行了考虑并对最优政体的建立原则进行了变通。其次,在最优政体的设计上倡导共和政体以及中产阶层执政,并对城邦外部条件的配备进行了调整。再次,对于最优政体的保存具有重要作用的法律与教育也根据现实状况有所调整。最后,在最优政体之下,城邦与个人具有共同的目标,城邦臻于优良有赖于个人的善。     

太平天国的国体与政体论略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史学界颇多争论,有“农民政权”论,“封建政权”论、“转化”论等等。这些观点,各有所据,各有其理。持“农民政权”论者,多以其国体为依据。持“封建政权”论者,多从其政体来剖析。笔者认为,必须就太平天国的国体与政体进行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分清主次,抓住本质,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公允的结论。 一个国家的国体,是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政体是它的政权构成形式。政体与国体互为表里。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在国家这个矛盾体中,国体与政体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国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体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政体受国体制约,并与之相适应,这是一般规律。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国体相同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政体,但都体现着一定阶级的专政,其实质是一致的。 历史上还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国家的政体性质与国体性质不符,发生矛盾,这就叫做政体与国体不相适应。这样,在国家这个矛盾体中,互不适应的国体与政体这两个矛盾的方面,相对立而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逐渐转化。太平天国就属于其中之列。     

毛泽东的政体观念

按照毛泽东长期探索的政体理论与实践,政体的目的在于夺取和巩固政权,包括政权的所有权与行使权,分别与国体和政体相对应。政体与国体的地位和性质差异,决定了政体以国体为依据,必须与国体相适应。政体的职责在于反对敌人和保护人民,从而实现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毛泽东优良政体的德性,在于政体作为工具的有效性和政体在其目的方面的正当性。     

粮食危机、获取权与1959-1961年大饥荒的再解释

无论诉诸于农民退社权的剥夺、公共食堂,还是从政府救济能力、城市偏向的供应制度,这些单个因素或视角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地理解大饥荒发生的真正机制与根源。将解释大饥荒的各种因素纳入到一个能够包容各种假说在内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增加了一些被现有文献所忽视的因素如家庭储备与社区共济机制失灵等因素。对大饥荒研究存在的两个重要争论是可以得到消解的,显然,关于大饥荒发生的解释应该同时侧重于粮食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而关于Sen的粮食获取权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对非市场经济的大饥荒进行解释。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论争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处于急剧转型的阶段 :以新政体代替旧政体。但是 ,应以何种方式对待旧政体 ,是用暴力推翻还是和平改造 ?应当建立何种新政体 ,是美式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 ?在梁启超和康有为之间展开了激烈论争。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 1次论争。论争以梁启超的妥协而告终     

自然灾害、人口压力与清代农民起义

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检验清代农民起义的诱因。首先介绍清代气候、人口与民族、农业技术的历史背景。然后建立人口、产量、饥荒与起义的理论模型,讨论发生自然灾害和赈灾情况下的动态均衡,并进行案例分析。最后通过计量分析,分析了自然灾害、人口数量和增殖率、饥荒、赈灾在农民起义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导致农民起义的直接因素是饥荒。对饥荒的赈灾能显著地降低农民起义的发生概率;自然灾害的系数不显著,其滞后项系数显著但不稳健;人口数量对农民战争的作用显著为正,但人口增殖率对农民战争的作用显著为负;米价指数对农民战争的作用不显著。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体思想

亚里士多德由其中庸的伦理思想导出与之相对应的政体思想。这一中庸的政体思想建立在中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之上,混合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这两种特质,注重平衡、维护正义——这一点体现在政体的选择、建立、维持、延续等各个方面,强化公民教育,这样建立起来的政体就是亚氏最为推崇的共和政体。亚氏的中庸政体思想影响深远。后世政体研究与政体发展莫不源于亚里士多德。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中国粮食产量、消费与流通

浮夸、浪费与瞒产使后人无法真正了解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粮食生产情况。在粮食消费上,浪费是客观存在,但是粮食消费分配中保护城镇的政策是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关键因素之一。食堂内部的分配不公也使饥荒进一步加剧,在饥荒暴发初期继续大规模出口粮食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湖北省1058份农户数据,借助烙印理论、二元Probit模型与多变量Probit模型,阐释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总体呈负向。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男性,饥荒经历对女性的负向冲击更大;在影响农户选择增险型与知识密集型绿色生产技术上,如新品种与病虫害绿色防治,饥荒经历存在抑制作用;在影响农户选择控险型、非知识密集型绿色生产技术上,如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饥荒经历则发挥促进作用。风险厌恶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信任水平是饥荒经历作用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主要路径,且对于不同阶段经历饥荒的农户,饥荒经历的影响路径有所差别。基于此,从缓解农户风险厌恶程度、强化人力资本、增加社会信任水平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解读1936年四川大灾荒背景下的刘蒋关系

1936年春夏迁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灾荒,由于川省地方政府未能对灾荒有一个精准的统计,使整个报灾和赈灾显得异常被动;同时由于川省政要的地方观念,外界对川灾知之甚少;且当时蒋刘之间的特殊关系,更使南京国民政府对川灾的勘察和赈济滞后,致使万千灾黎蒙受了巨痛。关于救济川灾一事,其表层反映的是报灾与救灾过程中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纠葛,实质上反映了特定时空中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及其影响。     

灾荒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以问答形式，探讨灾荒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关于湖南改赈为贷的问题；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荒政的差异；政府和民间人士在赈灾活动中的地位。     

李敏修与汲县救荒公所

1920年,豫北大旱,汲县及其周围数县逃荒的人很多,而当局没有人出面组织抗灾。李敏修等人当即发起成立汲县救荒公所,并设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机构以领导抗灾。汲县救荒公所在查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救灾,设立“凿井”社和“振民”社等。这样,汲县不同层次的灾民施以不同程度的救济。     

旅平河南赈灾会活动始末

2 0世纪 2 0年代后期 ,河南发生严重旱灾 ,旅平河南赈灾会组织了颇具规模的灾民移垦活动 ,他们经过比较周密的部署 ,将数万嗷嗷待哺的河南灾民移送到了东北 ,并尽可能地使灾民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旅平河南赈灾会的此次灾民救助活动在民国河南灾荒救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清代鄂尔多斯地区赈济政策的实施与影响

清代中央在鄂尔多斯地区制定了完备的赈济政策,从自然环境、社会背景和政治体制上分析,可以找到实施赈济的原因。《理藩院则例》将蒙古地区的赈济政策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说明和完善,这成为蒙旗受灾区接受赈济的依据和保障。该区的赈济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受灾旗牧民自救为主体。康乾时期,赈济政策的积极影响占主导;嘉道以后,其弊端日益突出,政策背后的隐患逐渐浮出了水面。     

从现代文学看民国灾荒下的人祸因素

现代文学对民国灾荒下的人祸因素作了生动形象的书写,反映了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政治窳败不利于救灾的实施;揭露了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与繁重的苛捐杂税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军阀富豪的穷奢极欲与灾荒有着极大的关联;在对灾民的赈济中存在着漠视民命、贪污腐化等人祸因素。这些都加剧了天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致使灾荒愈演愈烈。     

灾荒·长沙抢米风潮·辛亥革命

1900-1909年灾荒直接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的爆发.连年灾荒使社会生活紊乱、道德失范、人性扭曲;而政府赈灾济荒的措施不能达到安抚灾民的目的,又为民变爆发提供了某些偶然因素.以此为起点的民变与同时期各种斗争聚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为革命的环境.     

“阴云犹在”亦或“拨云见日”:早期饥荒经历与农户借贷行为

从生命历程视角,利用2020年关中平原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村个体生命周期早期饥荒经历对其成年后借贷行为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并探究早期饥荒经历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研究发现,早期饥荒经历会显著增加农户借贷行为,并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增加人力资本和强化心理韧性来增加借贷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早期饥荒经历对女性户主的家庭借贷行为影响更大,对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更明显,青少年时期经历饥荒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更高。早期饥荒经历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即父辈饥荒经历会促进子代借贷行为。基于此,政府在健全农村信贷体系过程中,要关注农户早期饥荒经历及其代际传递,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差异化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来持续拓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两宋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

两宋时期的赈灾救荒措施从性质上看 ,可分为三类 :纯行政性措施、市场性措施与社会性措施。其中 ,纯行政性措施多行于北宋时期 ,南宋以后渐趋减少 ;市场性措施从熙丰年间以后逐渐增多 ,南宋以后一直沿用 ,但不及北宋中后期典型 ;社会性措施作为纯行政性措施的补充形式 ,早在北宋中前期即已开始实行 ,但大规模的应用却是南宋以后的事。这一变化过程 ,反映出宋朝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 ,即国家职能从独揽社会事务向调动市场、组织社会、参与经营的方向转变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转型。     

明清时期生员赈济原因之探析

在明清荒政文献中,官方对生员这一特殊群体之赈济颇为常见.究其原因除灾荒因素外,更多与生员在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生员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与危机;生员出现相对贫困化且不断加剧的趋势以及生员出现社会流动引发对传统社会之冲击等因素不无关系.以灾荒为切入点对其考述,不仅能展示此时期生员群体人格特点变化之侧面,更能管窥明清社会萌发的诸多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