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中的中国意象与文化解读

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充斥着各种中国意象及它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与哲理,蕴涵了中国文化与哲学思想,并且成为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显示器。本文通过对《喜福会》中各种中国意象的寓意分析,来揭示其作品选用的中国意象的文化功能：一方面反映了华裔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美国受众而对中国文化所做的选择,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在这种有意无意的选择中与美国文化相互渗透,从而证明文化的传播是一个相互选择与相互渗透的过程。     

论中国古诗词中水文化意象的翻译

水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中国古诗词中,水文化意象的翻译必须传递其负载的深厚文化内容与审美情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诗词中水文化意象的翻译应结合文化翻译的目的以及古诗词本身的审美特征综合进行。通过对水文化意象文化内涵的分析,从技巧层面深入探讨中国古诗词中水文化意象的翻译能够推动中国古诗词中文化意象的翻译研究。     

文化自信意义上的草书意象传统

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因为中国书法基于中国文化的根本载体——汉字,它是汉字的艺术。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分析中国书法,可以从中国草书的意象传统中得到充分的启示。“意象”两仪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理论和审美意象命题的基本方法论,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一种本体论思维的结果,体现了中国汉字之美和艺术性呈现的基本奥秘。草书在迅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字的意象化传统,并在其中融入了汉字书写特有的创造性和审美表达路径。具体而言,草书以尽意摹象,减笔连笔,简体通假,浓淡飞白等艺术手段,使得汉字书写达到了意象表达和艺术审美相统一的艺术效果。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意象与环境艺术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观、自然观和审美观决定了现代环境空间的内涵要由意象来体现和寄托。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理论运用到环境艺术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在现代高科技空间创作具有高情感高文化价值的生存空间有积极的意义。     

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的中国文化情结

埃兹拉.庞德作为美国意象主义诗歌的先驱,是一位具有“中国文化情结”的诗人。他的很多诗作都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重构。文章通过对庞德诗歌和诗学观点的进一步研究,阐述了庞德在许多方面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古代绘画技法、中国汉字的象形性特征,以及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借鉴。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文化成就了庞德在美国现代诗歌领域的巨大成功。     

“文化管理在中国”培训计划起步

5月起至年底，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与柏林自由大学文化传媒管理学院将联合推出培训和培养计划——“文化管理在中国”。这个项目将为中国的博物馆、剧院以及舞蹈团等文化领域培养新一代年轻管理者。除了由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提供的北京柏林两地基本免费的学习实习机会，参与者更可通过考核得到相关的证书。     

贾平凹小说意象叙事的文化价值结构研究

创作主体的价值认知体系和取向对于其小说叙事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价值观决定了作品稳定持久、个性鲜明的叙事风格,两者有内在的统一性。以此考量贾平凹小说一贯坚守的意象叙事,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创作的基本精神决定了其创作的基本艺术思维方法,即意象艺术结构和技巧,重估区域文化是他的文化意象叙事的起点,整体哲学意识决定了他意象叙事的成熟阶段为整体意象叙事,混沌世界观决定了其意象叙事的最高阶段即混沌意象叙事。从文化和叙事两个传统角度看,贾平凹小说的意象叙事既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又是传统民族叙事的合理的延伸和创新。     

从目的论视角管窥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例

基于德国功能派的翻译目的论,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研究案例,分析了理雅各对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为了襄助其传教事业,理雅各采取了归化的译法来翻译某些蕴涵中国神秘文化的词,体现出了他的宗教融合倾向,同时,当某些中国神秘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类似的文化意象时,他又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以便划清中国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界限。     

黑塞小说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吸收

赫尔曼.黑塞是很难得的通晓中国精神文化的西方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与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全面的关联。本文探讨了产生这种关联的途径,即包括题材改编,中国意象与象征手法的运用,中国哲学与人物形象、主题的融合及个别重大作品的东方寓言性等,最后重点讨论了黑塞代表作《玻璃球游戏》对中国文化全方位的吸收与超越。     

略论李白诗中的黄河意象

李白一生游历祖国山河,足迹几乎及于大半个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文化给予李白不同影响,形成了李白诗歌风格多样化。描写、讴歌黄河的诗篇,使他的诗风显示出壮浪纵恣、豪放刚健、气象博大的鲜明特色。李白是古往今来抒写黄河意象最为成功的诗人,他对黄河意象的描写,成为这个题材的千古绝唱。     

论韦政通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中国文化与民主、自由、科学以及中国文化的新生三个方面具体考察了自由主义新生代代表人物之一、海内外知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和批评家韦政通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展现了他从一个儒家的信徒走向自由主义的思想历程 ,揭示了他的伦理、民主和科学三者并进的文化哲学观 ,并在 2 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发展的总体架构下衡论了韦政通文化哲学的贡献与缺失     

王力先生对汉语修辞格的研究

王力先生对汉语修辞格的论述涉猎广泛、独具特色。在他的论著中,论述到的汉语修辞格计有22种之多,不少是其他修辞学专著没有触及的。无论是讲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的修辞格,他都紧密结合汉语语法来讨论,与一般修辞学者的研究思路大不相同。特别是他讲现代汉语修辞格时,完全摒弃了20世纪30年代讲修辞的著作"先从国外学习了一种体系,然后再在汉语中找例套上"的做法,而是以一部专书《红楼梦》为取材对象进行系统地研究,很少受西洋修辞学框架的影响,因此颇多创见,结论亦都符合汉语修辞的实际。王力先生对汉语对偶格的论述全面而深刻。他对汉语对偶格的论述,既有结构形式上的细致描写,又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概括与解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汉语的特点非常有启发意义。王力先生对汉语"省略"问题的论述独出机杼,所论内容远较普通修辞学著作要全面周延,揭示了汉语语法与修辞紧密关联的特点。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创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创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李大钊就阐发劳动创造美的思想 ;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 ,而且在中国介绍西方的美学思想 ,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对美学的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创者     

王维诗佛辩

在中国山水诗的发展历史上 ,王维以“诗佛”著称。认为 ,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尽管王维以禅入诗 ,开拓了山水田园诗的表现领域 ,打造出山水田园诗空明净逸的境界 ,但王维一生不离官场 ,执着现实 ;又由于王维人格上的矛盾 (即在自我理想与龌龊的现实之间动摇、徘徊 ) ,造成王维诗歌思想上的不纯粹、艺术上的不混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重人事轻学问的观念是形成王维人格上矛盾的重要原因 ;而王维崇高地位的形成 ,又与中国哲学的贫困导致的对哲学的渴求的人文心理有关。     

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考与追寻

鲁迅的大量著述表明,他始终在思考并追寻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鲁迅是从“文化背景”和“生存境遇”出发来展开他的思考的,日本、俄国及东欧弱小民族、欧美这三个地区在他的思考中居于特殊重要的位置,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所在。鲁迅针对这三个地区所在地域的文化背景与中国同亦有别,其国家的生存境遇与中国别亦有同,对中国现代文学走进这三个地区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努力。     

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决策思想形成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战略决策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除了去过前苏联外,一生未践西土,也从未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毛泽东的许多重要决策思想是其充分消化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结合具体的革命与建设实践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的。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决策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案例。     

陈季同:近代中学西渐的先驱

在近代中学西渐历程中,陈李同最先向西方社会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他的思想在西方社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陈李同的贡献是显著的,但他却至今湮没无闻,我们应该对陈季同进行深入研究,还他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     

彼岸再现与民族自志：访美学人张其昀及其《旅美见闻录》

研究近代留美或赴美群体,各类游美见闻手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档案,它们是了解访美学人主体意识的一扇十分重要的窗口,也是访美学人主体发声的重要渠道及意见传播平台。1946年,张其昀根据他在美国期间的见闻,出版了《旅美见闻录》。该书深切地体现出作者在抗战时期对民族国家复兴的所思所感,再现了美国形象。同时,张其昀对其在美生活访学历程的相关探讨,形成了一套基于赴美学人自身价值观的对西方社会文化的认知,也建构了一个访美学人视野中美国访学生活的独特面貌。     

从高旭的涉日诗歌看晚清中国人的日本观

南社诗人高旭,在20世纪初的留日潮中曾东渡日本留学,他在旅日期间创作了大量与日本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记述了他在异国生活的见闻、感受,表达了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展现了其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相当典型的日本观。     

“阿包”:已知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

原事裁缝业的“阿包”在1846年成为了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阿包”信仰笃定,主动向身边的底层百姓布道,成果得到了传教士的肯定。“阿包”个性外向,但有时也脾性不定,这点深深地左右了他与传教士间的人际往来。1858年秋日,他与原本信奉罗马方济各会的中国医生“丁先生”展开了多次教义舌战,最终“阿包”打动了“丁先生”,推动其转入圣公会。“阿包”能以低微社会身份取得较大传教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他有着独特的身世资源,可以与底层民众心心相印;其次,他具备良好个人魅力,能动人以情;复次,他与传教士间有职业、宗教双重纽带绑定。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阿包”案例不仅构成检视外来文化“在地化”的良好样本,——近代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程从来不是精英“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