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合作开发东海、南海油气资源探析

为共同维护东海南海主权,维护油气资源开发、有效抑制外国勘探活动,为两岸各自获取油气田资源、保障油气供给,海峡两岸合作开发东海,南海油气资源十分必要。当前,海峡两岸合作开发已取得共识,合作开发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且有两岸油气领域其他方面的成功合作基础。合作开发应遵循搁置争议,一致对外、投资分摊、风险共享;在中国传统海疆线内进行合作勘探开发;积极开拓新层系、新领域。海峡两岸合作开发东海、南海油气资源要掌握好一定的要点。     

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研究

最近 ,一些亚洲国家提出了发展亚洲地区债券市场的建议。这一建议是建设性的 ,因而我们主张 ,对这一建议应进行更充分的讨论 ,在形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其实施步骤。同时 ,我们也认为 ,在更广的范围内 ,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是推进亚洲地区各国金融合作的组成部分 ,因而 ,它的推动应同以“10┼ 3”为基础的财金合作机制等既已存在的合作机制密切配合起来考虑。有鉴于此 ,本文拟在亚洲地区经济、金融合作的大背景下来讨论推动亚洲债券的实施步骤 ,并讨论与此相关的若干金融合作问题。     

供应链:企业管理中的合作伙伴选择

面临经济全球一体化,企业管理中的传统方法已很难适应新的竞争形势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与供应商、销售商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要在供应链的背景下选择合作伙伴,以期建立理想的合作关系。供应链上各企业之间应建立信任机制。其管理的关键在于供应链各节点企业之间的连接与合作以及相互之间在设计、生产、竞争策略等方面良好的协调。     

福建与东盟深化经贸合作对策建议

东盟历来是福建高度重视开发的传统市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签订后,福建抓住机遇,积极推进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东盟已成为福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福建应采取进一步措施深化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争取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发挥作用。     

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中的日本与中国

本文通过对清迈倡议以来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背景、现状进行梳理,总结了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困难所在,对其走向与发展进行了展望。特别对中日两国在亚洲区域金融与经济合作中发挥的作用、所处的地位、相互的关系和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中日间合作重心应放在金融和经济方面。在区域合作问题上,中国应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在主动广结区域内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还应充分利用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在金融与经济合作方面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以便打破他人的遏制,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寻求多方合作,争创多赢局面。     

海外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合作关系及其启示

中小企业在浙江省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其对浙江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但长期以来，浙江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产品结构同化严重，竞争过度而合作不足，这已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海外一些国家与地区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合作网络主要有混和型与中卫体系两种，政府在帮助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合作体系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应借鉴这些成功经验，促进我省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起稳定、高效的分工协作网络     

南宁与越南产业合作对策研究

南宁与越南产业合作是南宁与东盟诸国产业合作的起始、实验田、模板,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途径探索。目前,南宁与越南产业合作渐具规模,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应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促进南宁与越南的产业合作。     

我国在巴黎气候会议之后的减排路径思考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注重单元层次的分析,强调国内结构偏好对国际层面的影响。多边气候谈判接连遭遇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将国家视为功能相似体,忽视了单元层次的差异。借鉴国际贸易多边与区域并进的发展路径,自下而上的单元层次合作应成为应对气候问题的另一种思路。中、美、欧盟与印度等主要排放体之间的合作是2015年巴黎气候会议达成合作协议的关键,有助于上升到多边减排制度安排,或与多边合作互为补充。在提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值并且争取早日达峰和削减60%~65%碳强度减排目标后,减排已成为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社会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应在巴黎气候会议之后化被动为主动,汲取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教训,坚持多边与双边合作并进,强化与其他国家在气候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打出既有"大集体",也有"自留地"的组合牌,积极推进巴黎气候会议之后的减排举措。     

搭建中国—东盟科技合作桥梁

科技合作交流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要内容。借助目前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地位的不断上升,广西也应把科技合作和技术转移作为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指标。     

中俄农业合作的政府政策问题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农业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农业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通过对中俄两国农业合作现状的分析,明晰了双方的主要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及合作水平,分析了在中俄农业合作中政府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府应加强对中俄农业合作的政策支持,完善农业科技合作、农业劳务和资金合作政策以及调整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政策等促进中俄农业合作的政府政策措施.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of Life of Adolescents

The way of life, intentions, and values of the adolescents of Russia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extensively both in the mass publications and in specialized youth journals. For the most part, these writings have to do with a group that is not very large—the young people of the capital city, who have considerabl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 than their peers elsewhere in Russia and are better informed about world trends in music, fashions, and cinema. An article was published last year that described the plan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upper-grade students of schools in Moscow. The present article continues the topic, analyzing genera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The article makes use of the findings of an all-Russian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by the All-Russian Center for Public-Opinion Research in June 1998 among adolesc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sixteen and nineteen; 419 people were survey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