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治民主”到“宪政民主”——当前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道路纲要

"法治民主"是在肯定民主原则的前提下,主张对民主要有所限制,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以弥补民主的不足,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但是仅有民主与法制的结合还是不够的,当前需要在这一基础上思考如何制约国家的权力与保障公民的权利问题。为此需要提出"宪政民主"这一概念。"宪政民主"是对"法治民主"的深化。宪政民主在我国的提出是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的时代背景下,强调如何实现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宪政民主"在我国具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容。"宪政民主"需要在民主实践中予以具体落实。     

宪政与民主内在联结的渊源刍议

宪政民主是西方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从历史渊源来看,宪政和民主都与法治存在着紧密联系,“法治”这一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当时强调的是法律对所有人的平等性,民主是这一概念的自然产物。民主的发展在古希腊表现为直接民主,其极端化的发展是法国大革命,是一切秩序的消失,因而也就是法治的消失。民主与法治的互动在宪政的发展中找到了平衡。作为英国法治进程丰碑的《大宪章》确立了早期宪政的精神和体制框架,此后,以美国宪政之路为代表的近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发展,基本都是在宪政的框架体系下进行的。     

论民主与宪政的关系

本文从对民主与宪政范畴的分析入手,主要论述了宪政与民主的辨证关系,包括紧张关系和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宪政与民主的互动关系是民主是宪政及法治正当化的先决条件,是宪政合理构成的依托;民主是宪政实践的核心内容;确认并维护公民的民主始终是现代宪政的基本职能之一;民主与宪政应相互推动,才会营造出更好的社会状态。     

宪政视角下民族区域自治法治困境及破解路径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民族治理和区域治理结合的最佳制度。以宪政的视角观察,民族区域自治法治建设总体上存在一些困境,而分析民族区域自治法治困境原因也要围绕宪政原则展开。本文从宪政的法治、人民主权、民主、分权与制衡和人权五个基本原则展开探讨民族区域自治法治困境以及原因,力图提出一些破解问题的思路。     

国家赔偿法的宪政价值

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以宪政的产生与发展为基础,国家赔偿法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民主、法治社会后才逐步产生的,国家赔偿法与民主、宪政有着必然的紧密的联系。国家赔偿法发扬了宪政精神、体现了宪政价值,具体来说就是国家赔偿法体现了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法治和权力制约等宪政价值。     

宪政视角下的法治国家--兼论在法治国家中民族法制的地位与特质

宪政是民主的政治。资产阶级宪政视角下的法治国家是在资产阶级宪法基础上构建的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的国家形式。法治是民主宪政的内在要求 ,它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的生成和法律素质的培养 ,而且是对法的内在价值的追求及其生成的理念。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宪政视角下的法治国家应当有完备的法律和法律体系 ;必须建立起相对平衡与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及其监督体系 ;应当是一个坚持依法执政、廉洁、高效、民主、法治的国家形式 ;应当是一个严格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力并相互制约的法治国家 ;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司法改革 ,实现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宪政视角下的民族法制 ,反映了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与特质     

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及其启示

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就是建立具有以宪法为保障的,靠法律机器和权力运转的,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文中通过对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中关键主题(民主与法治)的论述和探讨,目的是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思想参考和值得借鉴的内容。     

论科学发展观的宪政价值

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和以人为本的民主政治观念,有其明显的宪政主张,是我国民主化进程、宪政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科学发展观的宪政价值日益突显,表现在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提升执政党的民主素质,有利于树立执政党的宪政意识,有利于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利于在宪政条件下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宪政条件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宪政概念辨析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政理论中,宪政论的核心问题是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对宪政的解读呈现出多种话语。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因此,把握宪政的真谛,必须剖析宪政与宪法、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关系。     

从财产权利视域中看宪政建设

财产权利与宪政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财产权利是人权和法律活动的核心,它的确立催生了法治,为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法治的政治形态-宪政奠定了基础。同时,财产权利尤其是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又依赖民主、法治和宪政的构建。文章从考察财产和财产权利制度的历史演变出发,对宪政建设中财产权利的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进行探讨,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宪法信仰的价值及其树立

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是依宪法治国,树立起对宪法坚定不移的信仰是对公众宪法情感的最高要求,是树立宪法意识的最高层次。公众普遍的宪法信仰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心理基础,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奠定良好的精神底蕴。面对宪法信仰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缺失,切实实施宪法,树立宪法权威,是树立宪法信仰的关键之所在。     

论宪法教育与公民教育

宪法和公民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在近代宪政运动中产生的;凡是成功的宪政国家,均有一套成熟的公民教育体系,宪法教育是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核,公民教育是宪法教育的基本内容;要克服法学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使法科学生具备优秀公民的基本素质;要改变宪法教育的泛政治化,与公民教育紧密结合,多种途径加强法科学生的宪法意识和公民素质.     

论依法执政的宪法含义

"依法执政"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发展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在奉行法治的国家,依法执政既是"依法治国"这一宪法规范的延伸与发展,也是法治国家的一种宪法惯例与宪法习惯。依法执政还是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它确立了一种新的宪法关系与宪政制度。     

宪政危机初探

宪政危机是宪政国家在宪政实践过程当中发生的、因宪政冲突或宪政纠纷而使宪政制度、宪法权力和宪政秩序面临严重威胁的紧急危险状态。宪政危机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危机,它是一种国家危机,因此,宪政危机不属于公共管理研究的范畴,而是属于宪法学研究的范畴。与一般的社会危机相比,宪政危机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政治冲突性、宪法相关性以及影响的全局性和社会情绪的对立性。宪政危机与政治危机、政变、紧急状态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共存而优先——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理论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在《政治宪治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治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治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治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宪政概念的多重性解读

宪政是政治观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状态的综合体,其涵义的综合性,构成了宪政＂语义场＂的多重性,同时导致了基本构成要素的多维性,宪法、法治、民主、人权与自由构成了宪政的基本要素;宪政有赖于存在的条件,这些条件关联着宪政的产生、发展,成为决定宪政存在的根本与基础,＂人＂与＂市民社会＂构成了宪政的双向根基。     

论宪政与主权:权力的有限性与权力的合法化

民族国家的生成是现代立宪政治发展的起点 ,它使国家主权的正当化与合法化成为现代宪政制度的主题。宪政不仅是对国家权力体系中治权的制约 ,而且也是对国家权力体系中主权的支持。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作为近代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一个组成部分而发生的 ,但是它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在后发国家的重演。置于这一历史背景 ,我们才能科学理解宪政与主权的关系     

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

本文的重点在于澄清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并探讨宪法和宪政、宪政和法治以及法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交错的逻辑关系。本文认为,健全的市场机制要求配套的宪政制度建设,包括健全行政法治,完善选举制度,确立有限政府理念并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制度上确立私有产权的宪法地位,并充分保障所有经济活动主体的平等宪法权利。     

论宪政视野中的刑事程序法治

宪政是人类政治智慧发明中最有利于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价值理念,也是最有利于进行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制度设计。从宪政视野考究刑事程序法治得知:法治、人权与宪政这些人类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及其所蕴涵的价值与精神应当融入到刑事程序等具体的程序规范和制度设计与建构之中,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同时刑事程序法治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一环,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只有在宪政制度与体制日趋完善的环境下,刑事程序才能真正走向法治化。     

依法执政的宪政力量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宪政道路的有益探索，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程序化与法律化，从而推动我国宪政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依法执政是我国宪政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只有依法执政，才能实现宪政的的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