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慈禧预备立宪的实质

近年来,史学界对慈禧及其所谓新政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清末新政,特别是预备立宪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近代化改革,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进而把慈禧看作晚清近代化的最高决策者、最大保护神。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本文拟就慈禧预备立宪的实质作一简单分析,以就教于方家。从预备立宪的背景来看,慈禧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显然并非出于主动,而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如此。当时的《东方杂志》曾有专论指出:“吾国立宪之主因,发生于外界者,为日俄战争,其发生于内部者,则革命之流行……二主因之外,则疆吏之陈请,人民之请愿,…     

清末第二次出洋考政与“预备立宪”对日本的模仿

清末“预备立宪”宣布前后,清廷两次派员出洋考察政治。对于第一次考政,学界已有所重视,而对于第二次考政,迄今尚无专论之文。笔者认为,如果说第一次考政推动清廷作出了“预备立宪”的决策,那么第二次考政,则进一步帮助清廷确立了“预备立宪”的模式,即日本明治宪政。因此,清末第二次出洋考政,与“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关系密切,而这种模仿,又对“预备立宪”的进程和结果影响重大。本文即由此入手,初步作些具体研究。     

清末预备立宪缘起与失败论析

清末预备立宪 ,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它的评价 ,历来论者说法不一 :指为“骗局”的 ,无疑为预备立宪的最终失败作了精当的概括 ;确认并非“骗局”的 ,却又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清政府选择立宪作为适应社会要求的方案 ,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有鉴于此 ,本文拟就清末预备立宪的缘起与失败略作论析 ,以窥历史事实的全貌     

试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质及其意义

对清末“预备立宪”的研究,至今是个薄弱环节。翻开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几乎众口一词:立宪者,骗局也。有些文章还进一步认为,清末的“预备立宪”,实质上“是清朝统治者反革命两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预备立宪”出现在当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场骗局。就其实质和意义,上面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给以具体分析,作出合乎历史的结论。本文试图提出几点看法,以期引起讨论和批评。     

清末宪政运动及其意义

清末立宪尝试是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预备立宪是清末统治者在内外的形势逼迫下作出的选择。一方面,预备立宪具有某种权变之策的意图,是清末统治集团为了挽救自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保守性。另一方面,它表明清末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不能按照原来的君主专制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具有一定的法制改革意识。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提升了国会地位和权力,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直接冲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宪政化迈进。因之,我们必须肯定这场法律变革运动在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意义。     

清末预备立宪的发生原因及其客观作用

发生在二十世纪初年的预备立宪,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历来论者着眼于揭露清末预备立宪的欺骗性,本人在研究中略有异见,谨就其发生原因及其客观作用,略作议析,向学术界请教。     

清末“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模仿中的保留

毋庸置疑,清末“预备立宪”即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其原委,笔者已作专论。在此基础上,通过详细比较模仿与被模仿双方的有关实情,笔者还认为:所谓模仿,是就总体而言;对于具体问题,模仿之中又多有保留。有的且为相当重要之处的保留。弄清这种模仿中的保留,有助于我们对清末“预备立宪”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认识。     

论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

人们常称清末预备立宪为"假立宪",此种称法是否正确,有待商榷.(一)在清末预备立宪活动中是否存在着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整个统治集团都是"假立宪"的策划者和导演者,内部没有任何政治派别的分野;有,也只有个别主张立宪的官僚,但他们不能成为一个派别.上述观点有违史实.在清朝存在的最后几年,的确有一些亲贵大臣主张顺应中国近代化运动演化的方向,在中国建立起日本式的二元君主立宪制政体,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影响和推动着清末     

近20年来晚清官制改革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界关于晚清官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官制改革的分期 ,总理衙门的评价 ,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清末预备立宪与官制改革的关系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简评清末宪政——从宪政思想与运动维度

宪政是一种民主政治形态。清末改良派和清政府分别通过变法维新和预备立宪进行了宪政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学者们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大多贬多褒少。客观地说,清末宪政运动有不少科学合理的因素,对其进行辨证分析,一则还历史以公正,二则对我国目前的宪政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变法与革理──20世纪中国法学发展的逻辑

整个２０世纪,中国法学的发展与否和政治变革对法学的宽容与否紧密相关：清末变法与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学与现代法学的最后对垒;从预备立宪到“五四”运动,法学的独立品格开始显现;救亡与内战时期,法学重新政治化;新中国的革命与改革时代,法学又经历了从依附政治到再次相对独立的过程。回首２０世纪,政治化法学而不是法学化政治,是中国法学的发展逻辑。     

清末粤、港地区革命党人的剪发易服舆论

甲午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场提倡和实行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饰的社会潮流。革命党人在粤、港地区的剪发易服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00年开始,粤、港革命党人就大力宣传剪发易服,支持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剪发易服行动,借之鼓吹反满革命,攻击清廷统治。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前后,革命党人又利用剪发易服揭露清廷立宪骗局,并同清廷压制剪发易服的种种措施进行斗争。粤、港革命党人对剪发易服的宣传鼓动,是清末革命党人剪发易服舆论的代表,不仅使粤、港两地成为国内剪发易服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之一,而且推动了清末剪发易服社会潮流的发展。     

袁、张、周有无联衔奏请立宪

在一些有关清末预备立宪研究的文章和著述中,往往提到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曾于1905年7月间联名奏请清迁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     

试析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舆论导向

近代中国人在什么条件下对西方的立宪制度产生了兴趣呢?尤其是对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大国来说,能主动走出国门,考察东西洋的宪政制度,是一件大事。"五大臣出洋"正式拉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当时的舆论是如何看待这一轰动事件的呢?体认其时代背景,明察时人、时论对宪政的认识,详细探究时评的舆论导向,自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清末的立宪活动。     

地方督抚对预备立宪的舆论引导

清末报刊发展迅速,对近代史事记述颇多,并形成强大的舆论阵地。由于地方督抚舆论话语权的不断提高,他们不断引领着舆论潮流。当立宪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时,地方督抚从维护自身统治和拯救国家命运出发,顺势而上,引导清廷预备立宪,推动晚清政府作最后一次政治变革。     

论晚清“司法独立”原则的引进

"司法独立"是西方近代宪政的基础,对于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有着重要意义.晚清法制变革中,"司法独立"原则逐步为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所认识和接纳.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预备立宪"的推进,"司法独立"成为了引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近代转型的基本理念,其内容为清末新制定的宪法、诉讼法等新式法律所确认.     

丙午年外官官制改革讨议——侧重各督抚视角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上谕，标志着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正式开启。在对中央官制进行一番调整后，编制馆亦草拟了一个颇具西方宪政色彩的外官官制改革草案。在征询地方督抚意见时，意见纷纭，编制馆不得不对原方案做出重大调整，宪政色彩明显消褪，并在拖延一段时间后，宣布先在东三省试行。外官官制改革再次落入传统吏治因循敷衍的怪圈，清廷立宪改革的诚意备受社会各界质疑。     

梁启超与资政院

<正> 设置议院,是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梦寐以求的目标;而资政院,只是清廷在“预备立宪”中所成立的“预备”议院.该院从1907年宣布设立到1911年自然解体,始终未能真正起到议会的作用,但作为立宪派精神领袖的梁启超,为了推动宪政运动的需要,一直对她倾注了极大的热忱.由于梁启超当时流亡在日本,其对资政院的影响,主要通过《政论》、《国风报》、《时报》等立宪派所办报刊,通过政闻社等立宪团体、徐佛苏等国内立宪派骨干去体现.考察此间梁启超的活动种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立宪派对资政院乃至对整个“预备立宪”的态度,有助于深入了解清末政局的演化.     

简论清末地方自治与地方行政体制近代化

清末地方自治是预备立宪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它的实施是清廷与资产阶级的共同需要,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历程中有益的初步尝试.清末地方自治虽有诸多局限性与不足,但它却引领了近代的政治革新,助益了近代地方行政体制从省到乡镇的现代化转型,冲击了中国的专制统治体制,初步形成了具有科层化、法制化、一体化的现代地方行政体制.     

辛亥革命前夕梁启超袁世凯关系探幽

190 5年清政府宣布派五大臣出国考察 ,“预备立宪”。为实现多年立宪夙愿 ,梁启超与袁世凯摒弃前嫌 ,化敌为友 ,在清末立宪运动中联袂登台。然而 ,由于两者合作的动机不同 ,各怀异心 ,大大削弱了合作的基础 ,最终导致合作失败。梁、袁关系的变化 ,一方面反映了清末政坛的纷争和动荡 ;另一方面也说明资产阶级上层与封建地主官僚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势力 ,政见不同 ,必然决定其行动的不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