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居民营造“家”的感觉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龙康社区由六个村居组建而成,社区面积5．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810人。为加快村社融合,开通了党建微博、手机信息平台、“康乃馨”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等,实现了以党员为引领,带动社区居民积极投身社区建设,让新居民真正体验到“家”的感觉。     

“三社融合”：小岗村社区治理创新行动实践及其优化对策研究

探讨并分析凤阳县小岗村推动“三社融合”社区治理创新行动的背景、主要做法、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及其优化对策。认 为遵循“以社区党建为核心,以社区协商和社区营造为抓手”的操作原则,通过开展社区党建、社区协商和社区营造有机融合 （简称“三社融合”）的社区治理创新行动,建立“三社融合”的社区治理新机制,可以破解当前中国城乡社区治理实践中面临的 社区治理目标不系统、治理方式行政化、治理行动路径碎片化等问题;可以把城乡社区的党员、居民和社会组织等与社区发展 利益相关的“行动者”拉进社区治理实践中,在行动中推进居民的改变、党员的改变和社区的改变;可以实现维护社区稳定和谐 和激发社区内生活力的有机统一,加快推进中国的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     

乡村治理转型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共同体建构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要求,对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农村社区建设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创新、公共服务机制探索、资源渠道扩展、社区和谐民主文化建设是解决农村社区建设困境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和促进社会有机整合与融合的重要基础。     

浅谈苏南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

本文介绍苏南地区立足于本地区的经济成就和较高素质的社区居民,大胆创新,拓宽苏南模式的涵盖面,城乡社区互相借鉴,相互融合,创建了苏南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格局,并对苏南的城市、乡村社区建设进行了个案分析,突出苏南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的特色;强调它对我国社区建设的示范、导向效应     

“三社”资源齐发力 “五民”服务进社区

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以及省部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浙江省苍南县民政局从2014年4月开始至11月，组织开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五民”进社区活动，结合“三社”资源，号召和引导全县社区、社会组织、民政干部、社工以及志愿者们，开展“政务便民、服务利民、关爱暖民、文化乐民、公益助民”的打包式社会服务新模式，在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间、在干部和群众间建立起一座增进沟通交流的桥梁。不仅推进了“三社”联动，推动了城乡发展，促进了村社融合、文明进步、社会和谐，而且探索出了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新途径。     

我国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与社会参与状况研究

为考察我国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与社会参与状况,本文通过2013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的数据分析发现: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中自卑感认知较强、自我困难认知明显、消除贫困认知较高、自我信心认知较高、生活水平认知较好、心情状况认知较强,社会参与中社区公共事务参与比较积极、社区志愿者参与度高但时间不允许、受社区(村)其他人歧视程度较低、与所在地周边人群融合程度非常高,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与社会参与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户籍等相关性不大.亟需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区文化体系和消除贫困代际转移.     

城市化路径的实践与反思：从就地城镇化到激进城市化

苏南地区正在经历城市化路径转变,即从相对保守的就地城镇走向激进的城市化。通过对苏南A镇城市化路径分析,揭示了两种城市化路径不同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就地城镇化是村社主导的、以村庄规划为手段、以适应工业化和改善生活条件为目标的渐进的城市化;激进城市化则是地方政府主导、以“撤村并居”为手段、以土地指标和城市化率为目标的激进的城市化。政府推动的激进城市化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因其与地方经济社会结构不相匹配,从而面临资金、政治社会稳定、社区文化再造的困境。     

村社理性：资本下乡与社区发展---基于皖北T镇两个村庄的对比

“资本下乡”成为当前村庄发展的主流模式,不可控的“资本下乡”将带来村社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动,对乡村治理造成危害.以“村社理性”为实践原则的发展模式能够使村社共同体成为应对“资本下乡”的保护机制.通过皖北两村的比较可知,在以村社理性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村社共同体利益能够最大化地得以保持,免受资本与国家的过度攫取,发展过程最节省交易成本,发展利益也能在社区内最大化,发展模式成本最低.     

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在微观的农业改革实践中,村社组织发挥集体统筹优势,采取“社区本位”的原则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解决了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难题。实践中“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赋予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制度空间,村社组织提供多元主体需求整合和利益协调的组织基础,二者共同奠定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社会基础。此外,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得以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营造的社会生态。该社会生态的形成主要依赖政府的农业经营改革氛围营造与物质基础改造、村集体落实地方政策的“社区化”调适和农业服务市场的竞争与发展。因此,在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政府需要重视发挥村社组织的能动性和统筹优势,更需要重视营造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生态,为村庄发展和产业兴旺奠定良好的基础。     

汤山街道：强党建设促经济社会发展

2006年是汤山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从组织架构来看，区划经历了两次大的整合，镇街整合和村社整合。镇街整合后，党支部由原45个增至110个，党员由原来的1600多名增加至3670名。同时，在去年8月，江宁区实施了新一轮村、社区整合，全街道南原先的34个村（社区）整合为24个，减少了30％。     

浅论土家族宗族村社制在生态维护中的价值

宗族村社制是土家族社区传统的社区组织,宗族村社制中的族规家训和习惯法,不仅维护土家族宗族社区内的稳定,而且在生态环境维护和生态灾变的救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其加以调适利用,就能更好地维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打造新型城乡社区

去年以来,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围绕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大局,着力“整合体系、汇聚资源、创新机制”,开拓城乡社区多重功能,打造“自治型、服务型、融合型”一体化的新型城乡社区,取得显著成效。截至今年5月,乐清市建成社区党委46爪、党总支52个,备案社区社会组织2610个,配备社区专业社会工作者182人,发展社区志愿者队伍7900支;建成社区“五大服务中心”352个,下放138项行政审批项目;开展社区活动1832场次、参加志愿服务达66200余人次。     

索罗金关于城乡社会学的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通过城乡制度、文化、组织结构与人口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提出城乡分化多源于人们思维的建构。 起初,城乡的差异较小,之后二者差异出现短暂性的扩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形成乡村城市化,最终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融为一体。 因此,他将发展“城乡连续体冶作为城乡发展的目标。 索罗金这一思想启示我们,中国的城乡关系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入手,分别从国家体制、社区组织与个人行动出发来探索构建“城乡连续体冶的具体策略,最终实现城镇化的包容性增长与城乡融合。     

村社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

乡村社会能否有效运行与村社的内聚程度及其结构功能紧密相关。“村社空心化”即是在村社结构不能有机整合导致对应功能运转不畅所引发的乡村社会整体运转失序的一种状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下,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认为现阶段“村社空心化”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表现形式：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研究认为,“共同体”是应对村社“空心化”困境的一种有效路径,可以通过“村社共同体”的重塑和“城乡共同体”的建构,来消弭“村社空心化”的多重困境,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     

掣肘与鼓励: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合机制研究

在我国积极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城乡流动人口实现城市社会融合仍有困难。利用2007年的调查数据,本文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机制做了分析。本研究区分了社会融合状况和融合意愿,并比较了其中差异。发现,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意愿高于融合状况,社会融合状况受客观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而社会融合意愿则受主观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因素仍是阻碍社会融合的首因,必须加快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研究还发现,学校场景的社会融合作用在弱化,启示研究者要将视野扩展至随迁子女的家庭和社区生活。     

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的嵌入式治理

基于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治理的嵌入性特征,将嵌入性理论视角与存量规划新常态下老旧社区的治理创新诉求相关联,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研究阐述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嵌入式治理的生成背景、行动策略与创新路径。现阶段,多元治理主体在助力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治理与改造过程中,为满足老旧社区基础性改造需求、超越传统治理的行政化倾向、实现内源性发展目标,业已形成资源型嵌入、功能型嵌入和融合型嵌入三种行动策略,但受复杂的治理情境和滞后的治理后管理机制的影响易面临适应性挑战。应通过激发社区居民主体能动性、推进社会资本再组织化、完善治理后管理机制等具体路径,推进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思路。新时代十年来,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扎实成效、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提质增效、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面对新征程新任务,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脱贫质量等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在“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应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新征程上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不患贫而患无助: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湖北省城乡居民家庭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综合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两类模型,比较分析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剥夺因素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抑制作用,社会救助则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促进作用;比较而言,社会救助的社会公平感促进效应更为稳健。其具体表现为：较之城市社区困难居民,城郊、乡镇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低,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更低,相应地,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高,城郊、乡镇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次之,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低;较之未获得社会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获得过社会救助的困难居民更有可能发生社会公平感,且社会公平感水平更高。正所谓,不患贫而患无助。缩小层际差距、促进阶层融合、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是提升社会公平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要义、实践经验与路径选择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与实践特色。空间融合、组织协同、社区导向、技术嵌入构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地方探索，漳州市城乡网格治理创新模式在践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本要义的同时，结合地方社会治理现实形成了治理空间的城乡融合、治理主体的无缝对接、治理面向的社区在场、治理工具的技术赋能等地方性经验，丰富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个案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健全合作治理机制、着眼技术向善赋能、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等路径有助于纵深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我在德丰社区的日子

自2010年4月正式到德丰社区报到,我做社区工作也近一年时间了。刚被录取成为社区干部的时候,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张稳定舒适的长期饭票,可半年多下来,每天都有不同的挑战,感觉只要一天不努力就有可能被淘汰。德丰社区是一个特殊的社区,作为张家港市金港镇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典型,社区既有不断前进的压力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