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为谐

在古巴，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那里的渔民捕鱼时只需撒开网，静立于水中，如守株待兔般等待便有大收获。我们不禁疑问．难道鱼都是自动游人他们网内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是海豚充当了他们的助手。     

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社会之进化如同生物进化一样每一种进化与发展都是不可逆的。这便意味着，一旦做出了某种“路径选择”，便永无回头路可走。因此．在每一个发展的关键点上的选择都是“紧要关头”。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历史发展的大坐标系上，恰正处在这样一个必须做出某种选择的“紧要关头”。     

人的结构

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存在着某种最重要的东西,即任何人都具有某种固定的品质,或者不变的“人的本质”,而社会只是加以补充。“人的本质”这一概念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早就提出的。他们用这一术语把人与动物加以区别。     

美国“天定命运论”浅析

“天定命运论”是19世纪40年代美国为了领土扩张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思潮，为美国兼并德克萨斯等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清教的“宿命论”和种族优越论是其理论渊源。除了为领土扩张辩解外，“天定命运论”还包含美国建国的必然性和传播民主制度的神圣性两层含义。19世纪“天定命运论”获得了新的发展．美国开始向海外扩张，传播民主成为其主要手段之一。     

论斯多亚学派的命运观

在希腊哲学中.早期哲学家由于尚未找到一个准确的哲学范畴来概括地表述“世界万物的存在和发展”的涵意,就借用了拟人化的命运范畴。阿那克西曼德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赫拉克利特说:“命运就是必然性。”他们讲的命运.实质上就是客观世界的因果必然规律。当斯多亚学派用命运这个范畴既表述世界的客观必然联系和发展.又表述人类生活中深不可测的必然趋向.并加以神学预定论的保证时,后来的哲学家就不免对该学派的命运观作出神秘主义和宿命主义的判断了。国内多数欧洲哲学史教科书都认为斯多亚学派的思想是没落奴隶主阶级颓废意识的反映。它的命运观,就是奴隶主哲学家对于本阶级所处的江河日下的消亡趋向的无可奈何的心理表现。人们还举出晚期斯多亚学派的三个代表作为证明。马可·奥勒留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出于欺骗人民和维护统治的需要.顺理成章地主张     

流浪者和他的影子

命运如同一个人的影子,有谁能够摆脱自己的影子呢?可是,有一天,一个流浪者对于自己的命运实在不堪忍受,便来到一座神庙,请求神允许他和别人交换命运。神说:“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对自己命运完全满意的人,你就和他交换吧。”按照神的指示,流浪者出发去寻找了。他遍访城市和乡村,竟然找不到一个对自己命运完全满意的人。凡他遇到的人,只要一说起命运,个个摇头叹息,口出怨言。甚至那些王公贵族,达官富豪,名流权威,他们的命运似乎令人羡慕,但他们自己并不满意。事实上,世人所见的确只是他们的命运之河的表面景色,底下许多阴暗曲折唯有他们自己知道…     

论古典自然法学的理性义务先定说

古典自然法学是人类政治法律思想领域的重要学术流派之一。目前，学术界在对古典自然法学中的权利民义务的逻辑关系上的认识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认为古典自然法律主张权利先定本文在重点分析斯宾诺落、霍布斯、卢梭、康德、洛克等古典自然法学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古典自然法学家们提出的“自然权利”的概念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一种不含社会评价因素的“自然自由”；他们在权利与义务逻辑关系上的真正认识是，处于自然自由状态的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规定义务并根据义务判断公正与否，而不违背义务的行为便被公认为权利。因此，本文认为古典自然法学主张义务先定，而不是权利先定。     

论尼采对基督教上帝观念的抨击

尼采决不是第一个谈上帝死了的哲学家，但他对上帝观念抨击却具有震撼时代的威力，“到现在仍未能完全找到处理之法，亦无法完全复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美国的“上帝死了神学”就深受尼采、朋霍斐尔（D．Bonhoeffer）等人的影响，以至神学家汉密尔顿（W．Hamitton）雄心勃勃地要把“上帝”一词从词典里拿掉，他在《把上帝从字典中拿掉》一书中说，“今天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尼采关于‘上帝死了’的呼喊，因为即使这样，我们又如何知道？不，现在的问题是‘上帝’一词死了。”“在上帝死亡神学家看来，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上帝”一词…     

邓一光与“父辈军人”

文学要写人，军事文学更要写人．邓一光写小说写人，写“父辈军人”，写这些人的命运和他们对命运的态度．这就使他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具有了自己的价值．     

本体论思维方式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产生

从某种先在的“本体”出发，以某种先定的本质来理解和解释现实事物，是本体论哲学的基本观念。这与传统的演绎逻辑注重从“第一性”的前提条件出发，再运用演绎法推论出具体的知识是相辅相成、互相支撑的。西方认识理论从最初的朴素的反映论到先验论的发展，正是与本体论思维方式及先验的演绎逻辑的确立紧密相联的，是它的集中体现     

拎不清的中西美食生活

“人生在世，吃穿二事”这句话，我们儿时就知道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地域特征等因素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餐饮之间的差异就是文化的差异。中国社会讲究“民以食为天，食以昧为先”，把吃看得跟天一样重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越来越富裕，食物花样翻新，     

“十大才子书”的由来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今天大多数人只知道“四大名著”，说起“十大才子书”，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但在二三百年前，“十大才子书”不但读书人几乎都知道，就是粗通文墨者也要寻来一睹为快。清代咸丰年间，有人曾说：“读书人案头无《西厢》《花笺》二书，便非会读书人。”可见名列“十大才子书”中的《西厢》《花笺》在当时的影响不亚于今日的“四大名著”。     

余世存：提速是为了尽早得到安宁

寒冬,北京繁华地段街角的一家咖啡厅。我还未落座,余世存便问我生辰。他看出我的疑惑,说：“知道这个,我就知道你大体的性格和命运了。”我问：“你觉得那是一种客观,而非文化？”他说：“是一种客观,只是人的寿命太短,显现得不是那么明显罢了。”     

论高乃依的悲剧观(下)

（一）悲剧题材能否虚构？悲剧的题材能否虚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所虚构的题材必须要有某种可能性．这是虚构题材的最基本常识，否则，虚构出来的题材就不可信．反言之，凡是不可信的东西，就不值得去作虚构。高乃依认为，在古代，诗人虚构的自由很小．“他们的悲剧环绕着少数家族活动，因为这一类事件过去发生在少数家族。”（高乃依《论悲剧》，转引自《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卷，第381页）他们的命运为悲剧诗人们提供材料。亚里土多德是主张诗人对题材进行虚构的，他说，悲剧诗人“应该使用现成的故…     

“高山流水之父”

民国时期与建国后在民间的大事办席多采用在家门口或院子里自己操办，但用品等都是租来的．因此也出现了不少专门经营餐具用品，桌椅等物品行当。这块在大板巷拆迁中发现的“定办酒席”描金招牌．充分证实了这种民间习俗。因为不是每天有生意．所以一般都是在家中兼做此业，还提供厨师上门!招牌没有名号也说明了是巷坊问的业务．只要知道王家、李家就可以了，这种坊间民风与习俗的消失不知是否进步!我真的怀念一院子的老人小孩在吃喝中慢生活的感觉!     

两部论历史哲学的著作

“历史哲学”这个名辞曾经引起哲学家和历史家很大的兴趣。但是他们往往给历史哲学以不同的解释,因此哲学家谈的关于历史的那些话对于历史家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而历史家所谈的关于自己本行的话则不大受到哲学家的重视。这对本文所评论的两部历史哲学的书说来,也是如此;两本书虽则都自称谈的是历史哲学,但实际上碰不到一起。     

“休眠存款”该如何唤醒

亲人去世，银行留有存款，如果知道密码还好，可要是不知道密码，那就麻烦大了。因为银行规定，想要取款，必须先去办理各种证明，还要进行公证，甚至不得不到法院打一场“取款官司”。调查表明，对于此类“无主存款”，我国目前法律尚属空白…一     

西方伦理学史上的公正范畴

公正,也称作公道或正义。它作为伦理学范畴或道德意识概念,历来为西方思想家所重视。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思想家、哲学家就开始探讨公正范畴。思想家和改革家梭伦认为公正就是不偏不倚,他说:“我拿着一支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又说:“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①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改革家伯里克里认为:弱者应该屈服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雅典使者在一次关于公正的争论中。引用了他的观点:“大家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②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根据他的“逻各斯”哲学,认为“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要通过斗争     

不是收藏，是痴狂

一些真正的收藏者，他们喜爱收藏奇石、邮票、旧书等物品，有的还参加过疆内外的奇石展、邮票展．而这些藏友大都被朋友称为“石痴”、“邮痴”等。记得一位集邮爱好者说过这样一句玩笑话：不管收藏何种物品．只要你沉了进去，肯定会“为藏痴狂”。     

论哲学家的能力

人们用了各种不同的定义来描写哲学家的能力，特别致力于把哲学家对哲学所施加的实际影响的目光敞开。说哲学家之所以有能力，乃因为他们为了哲学的目的“能够”克服施于属专家之上的、有限者的限制，这是一个总的说来超越知识类型的区分而有待深化的问题。如果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可算“能的”，我们就需要讨论非哲学家的事务与哲学家的事务在何种层面上不是一回事，或者在何种层面上两者的平等关系。如果我们用了岗位描述的方法来讲述“哲学家是谁”这个问题，也就澄明了哲学家与非哲学家能力的人为角色区分，这里的用法也意味着我们对“根据能力”这个问题所做的最为批判的回答。我们该去理解为了超越我们种类的本质，让哲学家去真正发现一种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