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利用状况研究*--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文章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采用二元Probit选择模型和多项Mlogit选择模型分析了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所享有的医疗保险状况及其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患病后,其在户籍地参加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作用非常有限,而农民工参加城镇医疗保险体系,可以有效地减轻其医疗负担。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笔谈——政府在农民工就业促进中的职能定位：问题与对策—以济南市为个案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王亚南认为，农民工就业促进中政府部门的职能存在着缺少长效的综合的统筹协调机制，以及越位与缺位问题。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职能，建立各项协调机制；切实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培育和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专业服务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邱莉认为，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建设中重要的生力军，却得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其社会保障存在严重的缺失；参与社会保险的比率普遍偏低、就业服务与职业培训普遍缺失、劳动权益缺乏保障、基本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社会救助状况令人担忧，作者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制度缺陷、政府管理和农民工自身因素等方面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蔡建民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建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战略的实际需要。实现城镇居民、农村农民以及流动人口三者之间的社保体系框架有机结合，是探索解决流动人口社保问题的最基本切入点。     

中国农民工城市居留形态塑造机制审视——评《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农民工、国家与市场逻辑》

美国学者苏黛瑞的《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农民工、国家与市场逻辑》一书,以公民权为切入点,揭示了在国家计划体制、市场与农村流动人口三方动态博弈过程中,农民工的流动路径、其城市居留形态的塑造及城市生存策略。作为一本美籍学者对当代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论著,对国内学界而言,其价值在于不仅提供了农民工研究的新视角,而且更新了流动人口的研究范式,对中国流动人口研究有相当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问题初探

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是全球性的现象，一个国家保持一定数量高素质人才的流动，是一种社会经济有活力的表现。当前，在我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群，其中尤以“农民工”最众。本文在明确流动人口定义及类别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当前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形成原因，分析了流动人口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并提出流动人口治理的对策。     

农村土地对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

使用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重庆流动人口(流出)数据,利用交互分析和多项Logit模型,分析农村土地变量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特征等相关因素与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相比没有农村土地的老一辈农民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户籍迁移意愿更低;同时,宅基地面积大小对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宅基地面积小于平均面积,其意愿更强烈。应该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充分考虑农民工的权益,提高老一辈农民工的户籍迁移意愿,推进城镇化发展。     

关于流动人口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以浙江省为例

流动人口一般是指户籍未作变动的临时性移动人口,其主体是从农村进入城市(城镇)的务工农民及子女亲属。由于流动人口比农民工范围更大,问题相对也更复杂,因此,做好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对当前和今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流动人口现状目前一般认为,我国每年流动人口的总量约为1.2～1.4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6000万人。据浙江省公     

农民工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研究

原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有34.3％的农民工雇员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本文将农民工是否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做为被解释变量,农民工个人特征与就业特征做为解释变量,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发现,农民工是否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主要取决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就业行业、就业单位性质、月工资收入和就业地域,另外性别对其有一定影响,且女性农民工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概率比男性大.     

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地级及以上城市特征数据，以义务教育阶段子女随迁作为义务教育可及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可及性显著促进了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社会融入是义务教育可及性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在有小学阶段子女、低学历和跨省流动农民工群体中更大；相对于超大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在大城市居留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     

同乡会对农民工劳动收入的影响

同乡会因差序格局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自发聚集而形成,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同乡会不但维系着来自于同一地域农民工的情感凝聚,甚至会促进他们劳动收入的增加。目前针对同乡会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影响的研究较少。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参加同乡会对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正确引导同乡会的发展,让同乡会在促进农民工就业、提升农民工劳动收入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将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和市民化进程。     

流动人口政策演变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中国流动人口政策不断完善，政策演变如何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有待实证检验。通过构建“国家—市场—社会”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三角”框架，利用2016和2020年S省12市两次农民工调查的截面数据，分析“十三五”期间流入地流动人口政策演变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互动、心理认同和政治融合五个维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初期，流入城市的政策部署对农民工的经济融合具有促进作用，但政策落实的“洼地效应”经由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传导不利于农民工当时的经济融合；随着政策逐渐推进，“洼地效应”式微，政策落实慢慢惠及经济融合，但当政策部署水平的提升与政策落实存在较大差距时，政策部署得分越高越不利于农民工的经济融合，凸显了政策落实中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性；在非经济维度的融合指标上，流入城市的政策越友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越好；短期内，政策的友好化演变并不必然有利于融合，这恰恰说明政策红利的完全释放有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长期合作。     

农民工就业选择决策：“盲目跟风”还是“理性选择”

利用2012-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微观数据，整合27个省区市286个城市不同行业宏观层面的数据，分析农民工就业的选择决策问题。在总结农民工行业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标准Logit和混合Logit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农民工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就业决策的影响减弱；除了关心工资水平，农民工更倾向选择行业农民工比例较高的行业，即存在农民工择业“盲目跟风”现象；城市经济水平也会影响农民工的行业选择。     

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城乡间流动人口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受到了有关各方的高度关注。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数据,应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用人单位所在行业以及用人单位性质均会对劳动合同签订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建议:一,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升人力资本;二,加强对特定行业和单位运作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三,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和制度的引导与规制作用;四,加大对农民工的宣传,增强其维权意识和能力。     

社区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社区参与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以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社区参与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文化参与、公益参与以及表达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流动时间、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不同年龄组别农民工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存在以下差异:社区文化参与对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影响较大;社区公益参与对所有组别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作用更加明显;社区表达参与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都有显著影响,但在"80后"农民工中发生比最高,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     

政治认同、政府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作为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聚集程度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行动取向。以流向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政府信任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感越高,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越小;政府信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中具有中介效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越高,其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     

流动人口、非正规就业与大城市发展

流动人口快速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以农民工为主的大多数流动人口并没有获得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从就业形态来看,是典型的"非正规"就业,严重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在未来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城市的发展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为了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变农民工为市民,相应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农民工问题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农民工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农民工"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重点.有关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原因的角度进行思考;另一类是从现有体制和政策及其变革对农民工的影响进行探讨.     

我国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受个体、环境、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部分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生活期间陷入了贫困。解决好农民工的贫困问题,意义重大。本文从农民工贫困的测度与表现、农民工贫困的负面效应、农民工致贫原因、农民工贫困缓解的公共政策研究等方面对我国农民工贫困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认为未来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相对贫困,加大对农民工群体贫困异质性研究,以农民工贫困研究为契机加强对贫困归因的理论模型研究,克服目前分散治理的政策局限,通过合力缓解农民工贫困的政策研究,以及推进农民工(流动人口)贫困识别与帮扶管理的体制机制研究等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建设从过去的高速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大批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定居下来是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以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研究了性别、年龄、教育、收入、房产以及医疗保险等多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在现居住城市拥有房产将显著提高居留意愿,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稳定的婚姻、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参与医疗保险等也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     

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思路——对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解读

城市的扩张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然而,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通道依然不畅。在回顾已有文献研究基础之上,对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进行解读,认为积分制管理是实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思路。最后对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城市化战略及健康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反思。     

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两个方面，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联系迁入地居民的纽带，能够通过工资收入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表现在流动年限差异、教育年限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即这些个体特征在社会网络之间产生交互效应。应建立良好的社区管理体系，规范用工单位雇员最低工资，促进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发挥不同群体之间的带动作用，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