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钱穆的读书之法

人的天赋,条件不同,选择的读书方法也不同。这里介绍的钱穆先生的读书方法可能不适合你,但肯定能给你启迪。特别是他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精神．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钱穆的中西文化差异观

钱穆先生在其众多的著作和论文里,论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他从中西不同的民族性格、经济特征、宗教、科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阐述了中西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特征是产生中西不同的文化特征的主要原因.     

浅析钱穆教书育人的特点

钱穆的教学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寓教于乐,不拘泥于课堂不拘泥于教材,他讲课注重知识性、趣味性与思想性,在转化学生方面极富"心计",效果极佳.本文借助一些具体个案,梳理出钱穆教书育人的几大特点.     

钱穆教学风格研究

作为一位有着75年教龄的一线教师,钱穆有其鲜明的教学风格。主要体现在教师感情丰富充沛、教学内容选取独到、教学方法运用灵活、教学语言艺术生动等方面。这些教学风格与他的教育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戴景贤对钱穆学术思想的解读

戴景贤是钱穆去台湾后的第一个及门弟子。他对钱穆学术思想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历史整体”的角度解读钱穆学术思想的学术特色 ,认为钱穆的学术既具有普遍性 ,又具有特殊性 ,既具有历史性 ,又具有时代性 ;二是从哲学的角度探求钱穆义理思想的根源 ,认为独特的儒学观是钱穆学术思想的核心。戴景贤的解读虽然不是全面的 ,但却是独特而深刻的。     

钱穆的公孙龙子研究

钱穆先生(1895—1990)在20世纪30年代对公孙龙子其人其学作过具体深入的研究。他认同胡适关于公孙龙子生平事迹的判定,并补充了翔实的考证;同时吸纳前说,对《公孙龙子》一书加以新的系统的解读。他认为,公孙龙子阐述的是表达主观意识的“意名”,并非与客观存在对应的“实名”;是一种感觉认识,并非逻辑理性。这些学术成果在名学研究史上不能忽略,在当代依然有哲学认识的意义。     

钱穆两汉经学研究之方法论

国学大师钱穆的两汉经学研究方法论是值得悉心体味与总结的。本文主要论其四个方面:破门户之见,自由研究经学;辨析时代潮流,深知经学精神;就史以论经,史学与经学互动;广心沉智,持平而论。循此不仅可以有效地研究经学,而且还可以卓有成效地推演到整个学术研究中。     

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重视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把礼文化放在核心地位。钱穆对传统礼文化价值的评判素有主见,对传统礼文化秉持扬弃的态度。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之形成离不开先祖、父母的教诲及家乡等地传统礼文化的环境影响。     

论钱穆对朱子学“乾道”学术品格的判定

格物穷理在朱子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钱穆也如此认为,只是钱穆又从乾道的高度定性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在钱穆看来,汉唐诸儒及宋明理学诸儒多在无头坤道上用功,只有朱子能从乾道知处从头做下,能开创。钱穆本人虽然对朱子学的乾道学术品格论述不多,但对朱子学的此一论断非常重要,因为钱穆所理解的格物穷理即乾道精神,与传统儒学、宋明理学的切问近思、性即理等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内涵非常丰富。     

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文化的核心,经学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则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研究传统。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钱穆在上述著作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经学的渊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证了中国古代典籍和“经”称谓的沿革。钱穆将中国经学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了中国经学主要精神与理想目标,亦即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简论钱穆与新儒家的关系——读《钱穆与新儒家》有感

钱穆先生与新儒家之间,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认同的最低纲领,但是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上有很多不同看法,他们不属于一个学派,所同不胜其所异。     

祖父的精神影响:鲁迅成长中的家族因素

鲁迅的祖父在人生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对成长中的鲁迅的精神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其人生高峰期,他在为童年鲁迅的生存和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拓展生存与精神空间,将其置入传统文化境域中的理想生活状态的同时,通过经典引导童年鲁迅进入传统文化和小说艺术世界并与之建立深刻稳定的关系.而科举成功使鲁迅祖父实现传统文化境域中的人生理想,对成长中的鲁迅具有巨大的激励和召唤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确立或规定了鲁迅后来的人生理想与方向.在其人生低谷期,他深刻反思家族、家庭与自己的人生经验,以<恒训>引导处于人生转折时期的鲁迅认识人生,进入社会并与社会建立关系.在其生命后期,他一改此前个人坚守的传统文化观念,以在时代面前"退让"的方式接受或肯定鲁迅全新的人生选择,对鲁迅后来的个人行为方式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梁启超、钱穆同名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主旨对比

梁书力主"反动"说,推崇汉学之科学考证精神并于宏观中把握清代学术之概要,着力构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创作规范。钱书着眼于"传承",善于从师承关系上周详地分析清代学术之特色并着力推崇宋学经世精神,带有明显的思想史色彩。在新旧学术演变考察中,作为启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梁启超善于从外部环境着眼突出新思潮之质变;作为史学家的钱穆则善于从学术自身传承中考察新学术之发展。于传统文化寻求民族自立、自强的力量方面则两书相通。     

钱穆文学批评观述略

钱穆以史学名家,他的文学批评多在史学语境中展开,突出表现于两方面,即一是用历史的眼光分析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二是以文学印证历史,阐发文学的“心史”意义。与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批评趋新思潮相左,钱穆操持的是两千多年大文化传统的典雅文学观。在他看来,文道合一即人生之文学,因为文学与学术相通,都是人生精神的展示,这既是他提供给我们的广义文学视域,又具“纯文学意态”的人生的文学观念。     

钱穆与中国古史考辨

2 0世纪初实证史学思潮勃然兴起 ,生于潮流中的钱穆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 ,在 2 0世纪实证史学领域占有重要一席。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为其考据成就的代表之作。对先秦学术系统的清理 ,对于中国学术走出经学时代 ,均有重要意义     

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

钱穆的文学研究不仅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深入经、史、子、集各部探究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出中国文学“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的审美精神。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钱穆读书三得

国学大师钱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从凡人到宿儒,是由于他读书的开悟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