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途径。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的重大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公共利益所反映的是,在多元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公共治理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公共治理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部门、地方和短期的利益;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否开放和尊重了民意、遵循了正当程序和社会公认的伦理和道德标准。     

公共治理视阈下的城市社区业主维权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是伴随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而出现的新兴社会现象.现阶段,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事件趋多,社区矛盾和冲突呈升级态势,所涉及的公共问题愈加复杂.维权动机多元化、维权主体组织化、维权方式多样化和专业化、维权活动政治化趋势初显端倪.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应对此类挑战时,应遵循中立原则、掌舵原则和服务原则,健全立法吸纳、行政吸纳相结合的民意整合方式,建立协商民主与竞争民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机制,完善业主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自治制度,加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公共治理.     

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公共治理:经济法治理范式新选择之可行性分析

公共治理强调作为元治理作用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形成互动性的治理网络,以共同参与、平等对话、民主协商、互动合作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以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治理与社会整体利益存在的勾连关系表现为:公共治理实质上是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给公民社会,联合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具有多元利益需求的互动性的治理网络,通过“共治”的网络合作管理模式,促成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公共治理提供了两种层面上的思维性资源,一是实现主体上的多元化,二是干预手段上的柔化.将公共治理引入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其目的是为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全新的治理范式.     

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其独特优势。转型期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面临制度与观念约束、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冲突、内部失序与外部失范并存等多重困境,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外部治理环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等途径,实现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利益多元化语境下的食品安全规制研究 ———以利益博弈为视角

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利益机制理论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在食品安全领域中存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对立和冲突，由此产生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现象。我国既有食品安全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一种单元化利益观主导基础上的政府主导型模式，这种模式存在忽略食品安全领域相关利益群体利益冲突和协调机制、淡化其利益产生和分配机制、缺乏利益表达和保障机制的局限，应当重构一种以多元利益观为导向的新型食品安全治理模式。     

多元主体评估模式：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发展方向

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由政府、利益相关者和第三方等主体构成的多元主体评估模式是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它对增强稳评主体的独立性、实现稳评过程的民主化、提高稳评结果的科学性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多元主体评估模式在实践中还面临着政府自闭性与其他主体稳评意识不强、多元主体稳评能力不足、制度保障缺乏等现实障碍。通过重塑政府治理理念和强化其他主体的稳评意识、提高多元主体参与稳评的能力、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稳评的制度体系,可以有效构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多元主体评估模式。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分析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确保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软法视阈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以厦门市院前社区为例

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因素被嵌入乡土社会,加剧了乡村传统社会的解构。乡村社会转型不断深化,乡村社区治理已成为重要的议题。软法能够整合传统因素并与现代因素对接从而消解社会巨变带来的“断裂”。通过对厦门市院前社区治理实践调研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院前社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其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软法视阈下,院前社区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参与机制、协商机制、激励机制与评估机制。在院前社区治理中,也存在着熟人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抵牾、文化认同与利益分化相冲突、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不协调等困境。如何做好村规民约与政府法律的耦合、公共精神与主体意识的内洽、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链接,是使社区治理达致善治的关键。     

城市公共空间合作治理的发展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发展业已进入建设、运营与深化管理并重的新阶段,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然而,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运营中,政府、市场利益群体和居民之间冲突与合作并存,城市公共空间公共价值的实现遭遇困境,影响城市整体优化发展,公共空间治理成为城市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重要创新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与论证,旨在基于城市公共空间合作治理的重要性及其意义认识所在,强调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治理模式,积极应对和解决城市公共空间治理问题。     

公共治理视角下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保护

公共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当前的治理过程中,我国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保障不健全、话语权社会载体不力、话语的正当渠道不畅,进而制约了公共治理的实现。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需从四个方面入手: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协调利益矛盾;完善多中心治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加强弱势群体主体意识教育,提高其政治参与积极性。     

“条块治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     

地方国企参与乡村振兴合作治理机制解析——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

超大城市郊区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类型,其振兴路径尤其是产业振兴的经验对于广大乡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启示意义。本文聚焦地方国企参与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合作机制,以上海市F区“百村”模式为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该模式突破了传统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政府一元主体结构,以股权为纽带,构建起政府、地方国企、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组织机制,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但“百村”模式作为将行政推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载体,其治理在实践中仍表现为一种“作为管治的治理”。由于缺乏合作治理理念的价值引领,各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搭便车问题使得地方国企尚未完全发挥其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走向合作治理”可以被视作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体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取得认同、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在此理念下,需从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三个维度着手进行全面优化,真正将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从而激发多元主体尤其是地方国企的活力,实现乡村产业更有效、更全面、更充分的合作治理。     

治理与善治语境下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模式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确保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合作收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各类公共组织为解决组织内部共同事物(或利益)时的制度安排,由于这种公共利益的存在,传统的基于“经济人”的“竞争性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应该发生改变,合作而非竞争,是公共利益组织最优化的必然选择。公共治理理论应建立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通过人类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基于这于认识,文章分析了公共治理中遇到的难题和困境,并对竞争性成本收益和合作收益两种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指出合作收益分析是公共治理的方法论基础。     

社会公共治理论

社会公共治理的理性前提:社会的根本关系是利益关系,社会共同体成员有保障与维护利益的需要;社会的根本属性是共同的价值选择,有认同与包容各种利益关系的需要;社会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矛盾与矛盾运动,有正视矛盾与差异、处理矛盾的需要.公共治理实践的现实逻辑: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基础,科学推进社会公共治理,以法治为规范,科学调理社会公共秩序,以公平正义的制度关怀为重点,科学整合社会公共资源.在社会建设中,公共制度安排与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为科学的公共治理提供保障.     

公共理性：现代多元社会的价值诉求

现代多元社会中的价值观、理念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避免地造成冲突和紧张,公共理性既是良善社会中公民交往的美德与风范,亦是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并走向和谐的社会规则。它具有信任、宽容、妥协、协商等表现形式。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养成,赖于“公共人”的型塑与造就,个体与组织应从狭隘的个体理性中走向公共理性;政府应重新恢复“公共人”的神圣角色,在权力的运使和责任的担负中凸显公共性,在公共领域中大胆拒绝权利。     

国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研究述评及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已引起各级政府高度关注,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采用文献回顾和比较等研究方法,以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内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为研究对象,详细评述了国外现有研究对什么是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解,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治理的实践,并以此为我国提供启示与借鉴,即:我国公共服务改革须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关键是要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责任关系,通过使用商议和信任等机制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诉求,实现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