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史学史与思想史新论

作者认为 ,史学史和思想史分为知识范型 (专门史性质 )和存在层面 (实际状态 )两种 ,而作为实际状态的史学史和思想史则为所有试图思考历史的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域 ,并为一切思考历史的人所创造。因此 ,实际状态的史学史观和思想史观应该关注所有思考历史的人。这样 ,重视普通人的历史需要 ,历史研究才不再是象牙塔里的死学问 ,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活经验     

刘知几的史学更革思想及影响

史学创新,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他的代表作《史通》中就曾阐发了他的史学更革思想,并具体就史书的编纂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对后世史学的创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这一史体后,后世史家多袭用其成法而不敢稍作破格变通之尝试,致使这种史体被尊如科举之程式,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针对史学界的一些人只知因循而不知更革的做法,刘知几批评说：“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     

浅议作为概念的“官修”与“私撰”

对"官修史著"与"私撰史著"两项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设定,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的一项基本问题。笔者以前贤之说为基础,提出"官修史著"是指官府以一定方式编纂的历史或史学著作。其外延为一切因受到官方命令而编纂的史书。"私撰史著"是指并非基于官方的命令或委托而编纂之史著;其外延为官修史著以外的一切史著。史著修纂主体是否为官方,是区别两者的唯一标准。     

中国近代史学中的民族史研究与撰述

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和撰述因被赋予了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学术意义和现实关怀而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史研究不仅是中国通史撰述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体现史家所持撰史观念的基本坐标.多种中国民族专史的撰述出版以及研究论文的不断发表,使民族史研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学中的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也反映了民族史研究因现实关怀而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民族史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史学与人学

史学与人学雷戈一史学必须切入人的现实生活。史学必须学会关心人的存在和需要。甚至去关心人那时而朦胧时而清晰的理想以及神秘而又引人入胜的梦幻。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人本身的一部分。人是完整的。完整的人构成了史学的基本视域。一旦人从史学的视野中消失，那么历史就成...     

史学理念之重建

史学研究什么是“史学对象论”,史学关心什么是“史学理念论”。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心人 ,而是关心人所特有的命运 ,正是这种关心才构成了史学理念 ,体现了历史学的人文境界。关心命运是历史学的一种情怀 ,这种情怀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性质。史学理念一旦形成 ,历史学就会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和勇气去关注人类历史上的种种不幸、灾难、悲剧和罪恶     

《吴越春秋》的史学思想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看作"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吴越春秋》里面收录了很多的神话传说,表明了民间史学的特质。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研究

历史学是我国固有的传统学科之一。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非常深厚的根基。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自己所固有的传统观点与方法,由于历史条件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概括为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 宏观的和微观的这两种史学及其研究方法,在我国都渊远流长。由于历史的原因,有时宏观史学比较突出,有时微观史学又盛极一时。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和成绩。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未建立以前,这两种史学因为都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因     

六朝史官制度简论

在政治上处于二分裂动荡、南北对峙的六朝时期,在史学上却出现了发展的高潮,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阶段。六朝时期“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的景象,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历史条件所促成的,但六朝的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是六朝史学繁盛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六朝统治者重视史学首先表现在史官制度上。因     

傅斯年与“史料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的名字和“史料学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他的明确倡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而这一派别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本世纪初史学界的名流,因此,提到傅斯年,就不能不提到“史料学派”,而谈到“史料学派”,也不能不注意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他的史学思想对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博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史料学派”,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因他们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科学派。但     

古代陇人的史著与史学

据我们统计,古代陇人独著、编撰、参撰的史学著作共计465部,其中现存141部,残25部,亡佚、下落不详者299部。陇人史学繁荣于魏晋南北朝,当时有许多陇籍史家参与国史修撰,鼎盛于隋唐,有著名史家令狐德棻、李延寿,他们代表了唐初官修史书和古代陇人史学的成就。元明清时期渐趋衰落,总体成就较低,不过也涌现出邢澍、张澍这样的史家。陇人史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较高的整体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较明显的地域性和保守性,史述多而史论少,编纂之书多而独断之学少,断代、方域为史多,罕见通史著作,史学批判思想也较为缺乏。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中、西方史学的反思

这是一篇比较史学研究,对中、西方的史学现象进行了仔细对比。作者认为:如果以历史观为标难进行对照研究,即可清楚看出,中国史学难以划分阶段,在整个古代和近代前期,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徜徉在由“人事”和“天神”两种相互对立的史学观点交织融汇的精神氛围之中,几千年来,史学思想的主旋律上总是跳动着这两种史学观点的音符。而西方史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就是公元13世纪以前的神权时代、14世纪到17世纪初叶的人文时代和17世纪以后的理性时代。同一时期的中、西方史学为什么会走着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作者在本篇的第三部分向读者告诉了他的研究答案。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梁启超论史家四长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个史学家,是中国从地主阶级封建主义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转变的第一人,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拓荒者、创始人.梁启超竭力提倡历史进化论,竭力推崇并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大胆地批判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史学,号召史学界革命,以新思想界的陈涉自居.由于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撰述了大量的史学著作,梁启超对于史学领域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如史学思想、史学体系,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而对史学方法,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对史学建设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这里专门介绍梁启超的论史家四长.     

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近代史学的贡献

1927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产生,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新的史学范式,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述评

魏晋南北朝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史学承接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两汉史学,而又有了新的开拓,并对隋唐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应该说,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巨大发展,不只是从史学著作的种类和数量上体现出来,而且在史学思想上也反映出来。     

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

朱谦之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生涯中,大量运用了史学批评,他以史学批评的方式建构了自己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与同时代其他人的史学批评相比,朱谦之史学批评更多地关注了西方学人及其历史哲学。其史学评论是在宏大架构之下展开的,不同于传统批评方法,突出了对史学现象、史学观念及史学思想的评论,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史料与史观并重,是其史学批评的重要学术标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