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诈多端，无蹇谔之节——王戎玄儒兼治研究

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其实很少受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玄学影响,他秉承山涛入世的名士人格理想,代表了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一种实践情况。他怀儒家入世的精神而不婴事务,奉道家俭约的宗旨又广聚钱财,以其人格的二重性说明了士大大兼治玄儒的思想困境,影响了西晋时期知识分子“士无特操”的文化品格。     

个体与名教的统一--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魏晋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时代。王弼作为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援道入儒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倡导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重塑名教的权威。道家的自然既是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指个体的自然本性,它是个体与名教沟通的桥梁。个体既是名教的遵循者也是名教的载体,对名教有效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名教与个体统一的名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之性是名教存在的基础;自然之道是名教施行的方法;“性其情”是名教与个体统一的人格范式。个体安于名教,圣王施行名教,以及性其情的个体人格范式。个体与名教的统一,既可以维护个体本性又可使名教生命力持久不息。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

本文试图从天地、社会、人性三个层面,总体把握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及其与名教的关系.作者指出:作为言家口实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展现出自然“净化”名教、名教“同化”自然的思想历程和儒道双修、玄礼相济、名教与自然互补的理论倾向.清谈名士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心态和被扭曲的人格行为,恰是玄学的悲剧意味所在.     

试论嵇康的哲学思想与人格理论的关系

嵇康是魏晋之际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崇尚自然,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嵇康无法将其理想人格与行为人格统一,因而他提出的反儒奉道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思想都是以自我意识认识本体的思维模式的外现,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满地实现理想精神境界与理想人格的统一.     

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其中嵇康以反“理伪”“争夺”的名教礼仪道德作为自己对道德本质的阐述,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作为自己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名教内自有乐地——张华会通玄儒研究

张华作为西晋太康诗风重要作家,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否定张华并蓄儒道的人格与政治表现违背实际政治形势,并非公允之论。张华之死间接原因其实死于“国事”,精神内质类似于嵇康对名教的执著。他玄儒兼治的入世言行,与其他苟且随时的名士们不可同世而论。张华在兼治玄儒的道路上如乐广所言专注名教之内,与“为而不争”的玄学意识互为表里,提供了“崇有”论哲学重新展开探索的实践平台,把名教与自然的调和推向了郭象玄学的理想境界。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玄学与魏晋审美人格的确立

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乃是对当时士人所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作理论上的建构,其人格美的实质是要在名教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上,达到性情的至真、至诚、至纯,精神的超越、自由、飘逸。魏晋人格美在《世说新语》中有鲜明而生动的体现,它全面催发、润濡了六朝美学。     

嵇康哲学的方法论探本

嵇康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从方法论上看,首先要求有科学理性精神,要善于推类辨物,探究自然之理;其次要善于综合,“二元并济”,将真、善、美统一在自然原则之下;最后则是“弃名任实”、“得意忘言”,抛弃名分去追求真诚的人格,他的思想方法具有科学的、辩证的、综合的和审美的特征。     

魏晋玄学与魏晋文学

王弼、何晏第一次把“本末”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来加以探讨,强调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形成客观唯心主义的“本末”、“贵无”思想,催化了文学本体论思想的产生,对此后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认识论,一方面体现了他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特征,另一方面启发了象外之意,言外之意,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弼“名教”出于“自然”以援老入儒并进一步糅合儒家道家思想,弥合并解决追求人格独立自由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矛盾;阮籍、嵇康等“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自我个体的精神超越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反映到文学艺术创作中,追索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追求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催生了文学乃至文化自觉时代的到来。     

论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

阮籍从崇儒转向拜道,以放荡不羁、不拘礼法的思想言行抗争司马集团势力。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形成是客观现实与独特个性相碰撞的产物,也是外在思想影响与内心冲突相结合的结果;理性分析其人格理想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超越与回归:名教与自然——对嵇康思想的再认识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的代表思想,但它并不能完全揭示嵇康思想的全貌.嵇康提出“越名教”的目的是“任自然”,但“任自然”的真正落脚点却在“归仁义”.他认为,先圣体悟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情,才创立仁义制度,行仁义于世.为了实现仁义,嵇康又提出践行礼法的主张.嵇康的思想以“越名教”始,以践礼法终,在这个循环中,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变得成熟.     

郭象的圣人观

为了系统考察西晋著名玄学家郭象的圣人观哲学内涵，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分析认为：郭象的圣人观融合了儒道二家对理想人格的看法。圣人是得到了自身之“性”的人；圣人是“无往不可”的“无心”之人；圣人是跟随时世而不断变化的人。具有了“内圣”之性，自然能够成就“外王”之事。郭象的圣人观反映了其融合名教与自然、主张用道家的自然情性来规范和补充儒家之纲常名教的思想观点。     

从“独化论”到“名教即自然”——郭象玄学体系的逻辑演化

郭象的玄学体系熔传统儒家的伦常与庄子的自然之道于一炉。以"独化论"为根基,以"性、命"说为连接,塑造出"游外冥内"的圣人人格,并以"名教即自然"为其理论归宿,倡导人们安守本分,追求性分内的逍遥自得。整个学说富于思辨性。     

个体与社会--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

魏晋玄学的三大理论主题即：有无之辨、情理之辨和群己之辨,三者具有紧密的联系。有无之辩落实到人生层面,就是关乎自然与名教的情理之辩,而自然和名教之辩背后所蕴含的即是人的主题。个体重自然,社会尚名教,从名教与自然之辨,必然引申到群己之辨。在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导致自然与名教发生严重的分离,同时,这种分离也明显地体现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如何去调整或者把握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达到彼此的统一,成为玄学的重要理论课题。     

论阮籍的济世志

长期以来,人们对阮籍的关注多在其傲世睨物、指斥名教、耽酒荒放、遗落世事的思想旨趣和人格形象上。其实,细观阮籍一生的为文和为人,深入其骨髓的依然是儒家济世安邦的理想和雄心。尽管世事多舛,他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但始终没有放弃济世之志,体现出一个正直的封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略论嵇康的养生道德观

嵇康的养生道德观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对人和人格本身进行探讨。提出了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核心内容的养生伦理。不仅从理想人格和哲学层面上探求并形成其独特的养生道德理论,开启了教育伦理研究的新思维,充满了鲜明的批判意识,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同时对于人们从中探寻"感悟人生,完善人格,保全生命,坚持节操"的道德修养道路有着积极意义。     

迷惘的觉醒者──阮籍心态研究

迷惘的觉醒者──阮籍心态研究卢国栋阮籍是“魏晋风度”最优秀的代表之一。阮籍的一生是充满深刻矛盾的深沉感慨的一生。阮籍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者和实践者著称于世。但是这种主张并未给他的心灵带来片刻安宁。阮籍不同于嵇康。嵇康执着于“越名教而任自然”，“...     

自由·自然·名教--郭象自由思想之论证逻辑探析

“自然”与“名教”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中心议题。郭象对庄子自由思想的有意误读和曲解,旨在论证名教即自然。郭象对自由的论证有严密的论证逻辑:曲解庄子逍遥之义是其逻辑之始,自性论是其逻辑之基,自生和独化是其逻辑之干,自然即为命定是其逻辑归约,名教即自然是其逻辑之果。     

魏晋"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嬗变

魏晋幽深驳杂的历史土壤孕育了独特的理论思想,玄学家们通过审视魏晋禅代之际的历史经验与时代困境,提出了自己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儒道的关系问题)这一玄学主题的独到见解。王弼主张拨乱反正,"崇本以举末",试图摆脱名教异化带来的现实困境;阮籍、嵇康投身道家,崇尚自然以保全自身;裴頠则顺应现实,坚决维护名教;最终郭象统一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从而将玄学的精神发扬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到达了魏晋玄学思想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