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论略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教育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傅葆琛依托其深厚的乡村教育理论和脚踏实地的亲身实践,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乡村教育的原因、方法与使命着手阐发和构筑了其乡村教育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对我国现今农村教育的发展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兼论如何对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 当成研究基点.在经验层面,"乡土中国"变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构成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起点;在理论层面,"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成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现象的最好的"工具",现实经验成为"乡土中国"的注脚.在此意义上,"乡土中国"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他者",限制了学者的视野.只有突破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的限制,在正确地对待费孝通学术"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吸收和批判既有的学术资源,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考评体系建设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影响

在中国乡村治理中,与其他制度建设相比,考评体系建设有所忽略,这在现实实践与学术研究上都有表现.其实,考评体系建设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具体表现在:一是设标定位与规范运行,以影响和决定乡村治理的内涵与方向;二是民主监督与权力限制,将特权关进制度的铁笼子;三是夯实和强化村民自治,这是锻造和提升广大干群能力的实验场.充分认识乡村治理中考评体系的重要性,就会注重大局、强调细节、规范合力、引导创新.     

当代中国乡村典型产生的动力机制溯源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尽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党在乡村建设中树立典型,并赋予这些典型引导乡村建设的政治功能。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史几乎可以被看成是以乡村典型变迁为标志的发展史。乡村典型的产生是历史、文化和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仅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若干理论和实践来看,其产生的动力机制由四方面构成:(1)中国革命遗产提供了历史动力;(2)群众路线思想提供了理论动力;(3)乡村发展"锦标赛"提供了体制动力;(4)乡村制度的非连续性变迁提供了乡村典型不断更替的现实动力。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出现了一个创作与收视的小"高潮",其"乡土现实"题材有"农民进城"、"乡村女性"、"乡村日常生活"、"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三支一扶"、"土地问题"和"乡土生态与环保"等八个叙事"热点"。每个叙事"热点"都是对中国农村变革现实的叙事应答。由于"电视剧作者"的有机构成、创作成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国家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乃至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介入不同,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叙事就有不同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由此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美学风貌,也存在诸多叙事问题。     

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宗教缺席现象

乡村宗教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对之却只有简单的负面描写,可以说基本上处于"缺席"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是现实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压制,二是知识分子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的等级差异。乡村宗教叙述的缺席,极大地影响了乡土小说对乡村表现的真实、深刻和全面,也出现了以其他文化代替乡村宗教的"亚宗教现象"。     

彭湃与马克思主义在乡村社会的大众化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在乡村社会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彭湃无疑是一位开拓者。从对乡村社会现状的认知,到对农民群体社会心理的剖析,不仅体现了他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摆在了首位,事实上也是他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更为重要的是,彭湃在乡村社会的大众化实践中,是以最平凡的形象深入民间,用自己的高尚情操和感染力来号召和吸引民众的。而人们也正是从他身上所承载的形象与符号中才做出自己的认知和判断的。当彭湃在民众心目中已成为一种特定的符号,他们也就最终认识和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这也正是彭湃在乡村社会大众化实践中留给我们的一条最宝贵的经验。     

沈从文的乡村题材小说及其创作意蕴

沈从文营造的艺术世界,首先是由他所创作的题材各异、风格独具的几百篇小说构成的。 从创作的试笔阶段开始,沈从文的小说就力图从乡村和都市两个方面描绘出他所经验过的历史与现实的人生景象。1928年以后,他的小说创作逐渐走向成熟,但所反映和描摹的仍然是乡村和都市两种     

试析晏阳初乡村改造运动的理论特色

晏阳初乡村改造运动的理论特色,一是以社会系统方法论为指导;二是科学的实践观;三是"科学简单化"思想.实干精神结合科学理论,使他领导的定县乡村改造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尽管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其改良性质的乡村改造不能成功,但其实践精神和科学理论对现实仍有借鉴意义.     

论华兹华斯的自然情结

华兹华斯的自然情结源于他童年的生活经历、欧洲的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的启迪和基督教教义等.他回归自然,旨在躲开令人不快的现实,忘却内心的忧伤和痛苦;他向往自然,因为自然中的美景引起他对欢乐童年的回忆.华兹华斯自然崇拜的目的是将自然美景凝练成为诗,使读者从中得到快感.华兹华斯十分关注乡村生活,经常在其诗作中展现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因为他认为乡村人最接近自然,他们的纯朴之美与自然之美能够达到高度的契合与统一.华兹华斯反复再现乡村生活,旨在凭借其诗笔恢复被现代工业破坏了的人们的恬静生活,以此拯救人类的灵魂.     

人类文明的中国模式何以可能——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实质及其当代意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既是其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是他对人类文明之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的主观构想。他一再断言:中国现代化不能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也不能复制西方文明的模式,只有认取自家的根本精神即儒家的精神,结合西洋文化的优点,走出自己的路。这个路就是以农业现代化引发工业现代化,以乡村情谊文明滋润都市文明,再建中国社会"新礼俗"的路。他力图以乡村的现代化撬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以"改良"为手段实现中国整体社会结构调整的"革命"之目标。以乡土唤回"儒魂"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于我们认识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坚定走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乃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与参考价值。     

"成长"的焦虑:沈从文自我与世界的分裂与弥合

沈从文对文学精神的理解和对人生的信仰追求紧密相连,文学不仅是他自我精神世界的表达,也是他想象建构人生和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沈从文的文学天地里,乡村和都市对应成了自我和世界、理想和现实的两极,正是对内外两个世界本质的和谐与一致性的强烈诉求和被分裂的焦虑之间的巨大裂隙,使沈从文的文学和人生发生了致命的断裂.自此,他更坚实地踩在了现实的大地上.     

废乡镜像的文学呈现:当代乡村题材文学的现代性反思

乡村现代性造成了乡村传统社会解体、传统文化失落、民间信仰消逝、伦理道德丧失、人际关系紧张和农民精神异化等深层次负面问题。当代作家记录了乡村生产生活空间不断破碎、家园渐趋崩坍的声音。这些满怀焦虑的文本所表征的废乡镜像,既是对数量庞大、日渐崩塌、痛苦迷惘的中国村庄的艰难指认,是对乡村转型期农民主体的苦难故事、底层生活、灵肉挣扎以及理想抗争的书写,也是对乡村现代性和现有乡村政策的现实呈现和深刻反思。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中西新旧”问题——关于历史语境和现实关怀交错互动的思考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史学研究范式和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影响,其评价标准出现从"革命"到"现代化"的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当时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返回历史语境之中,探求时人的思想言说,可以发现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新旧中西"等问题的原初涵义及其对现实评价所产生的影响,以此揭示出研究过程中历史语境与现实关怀的互动的现象。     

试论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是探索、建立和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产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质属性,与西方协商民主具有根本差异。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经历了从肯定乡村协商是一种民主形式到确立乡村协商为一项民主制度的过程,是与相关政治制度既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为灵魂,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为底蕴,以协商为核心价值,其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功能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乡村协商质量的高低。     

卢作孚与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的“北碚现象”

卢作孚是一位乡村现代化的探索者和实干家。在重庆北碚地区,进行了中国西部地区乡村现代化的成功尝试,开创了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北碚现象”。对经济、文化、环境和人的重视,是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最鲜明的特色。他关于建设“生产的、文化的、游览的区域”的理想与规划;以治理社会秩序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开展文化建设和社会公共建设的乡村现代化模式;以及以人为本,延揽和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用人方略．是北碚乡村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     

浅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略

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为复兴本真儒家人生和解决现实中国政治、经济问题而得出的一个结论或方案。这种初衷与国民党原无相关之处。因而梁漱溟从主观上一直力图摆脱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控制，竭力避免乡村建设成为国民党加强官僚政治的工具。无奈乡村建设实验权和财权一直仰给于国民党，梁漱溟又不愿与国民党发生直接冲突，因而最后乡村建设逐渐偏离了其理想设计，落入了国民党的控制。     

红色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国乡村承载了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为乡村红色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而发展红色旅游在激发乡村产业活力、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当前,红色旅游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存在产业融合力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文化内涵挖掘不深、多元主体联动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聚焦现实问题,通过强化融合发展、完善基础设施、挖掘文化内涵、凝聚多元主体等有力措施发展红色旅游,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及其在重庆的影响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者更是理论家,他提出的通过改造乡村、复兴文化进而改造社会政治体制的乡村建设理念得到乡建派各家一致推许,影响到全国各地,重庆也不例外。如重庆最早的乡村建设实验发端于梁漱溟的学生,之后在重庆创办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及实验区也主要由梁的学生仿照他在山东的做法进行,并聘请梁漱溟作顾问。此外,卢作孚嘉陵江三峡实验区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皆与梁漱溟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