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医科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思考——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政治理论课是医科院校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传播法律基础知识的重要途径。当前,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实效性,要从教学内容时代化、教学目标社会化、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途径多样化等方面进行改革。     

关于当代大学生婚恋观调查报告

随着高校“禁婚令”的解除,在校大学生结婚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大学生婚恋问题是一个涉及教育、法律的社会问题。高校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设有专章进行引导,但该课程对大学生婚恋观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教育效果怎样等问题,目前在国内外尚未发现有深入研究。本文对大学生婚恋观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对大学生婚恋观影响进行问卷调查,并加以分析,抛砖引玉,以期找到对大学生婚恋教育的有效途径。     

浅谈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教师的魅力

本文通过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听课和对大学生的访问调查形式来讨论教师的魅力。教师应从语言、知识、自身形象三方面来塑造自己的魅力来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效性,让此课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和喜爱。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要以生命教育为主线

近年来,因大学生漠视生命而出现的自杀、暴力等现象愈演愈烈,对大学生开展生命教育已成当务之急。文章在探讨生命教育的涵义及其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要以生命教育为主线,并分析了其得以实现的原因和途径。生命教育的目标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目标具有一致性,可相互融合渗透。     

高校“基础课”法律基础部分教学初探

＂05方案＂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整合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大大缩减了法律基础部分的学时,使得法律部分成为一些＂基础课＂教师教学中的＂鸡肋＂,本文试图从改善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等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法探略——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

案例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一种比较实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运用恰当的案例教学,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大大提高教学质量。坚持案例教学原则,正确应用案例教学法,才能真正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思考与实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需要积极探求实现这一转化的中间环节。＂基础＂课教师在使用教材进行教学实践的过程中,要不断更新教学观念、分析研究问题和创新教学方法,促进本门课程从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的顺利转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法律知识的教学方法探析

2006年全面开始的“两课”改革将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在改革后的课程设置方案下要进一步讲好、讲透法律原理和知识,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须重视以下教学方法:一是注重概念分析,力求精确透彻;二是加强举例教学,力求简洁生动;三是穿插法理知识,力求庄严正义;四是勤于思维引导,力求学以致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公民教育结合的实践探索

论文以公民的思想发展为策源动力,以公民的道德准则为协调,以公民与社会关联整合作用的法律为制约,并结合具体实例,得出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思想、道德与法律所必然依据的规则,从而使这套规则在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构成为一个系统的、精密的理论分析与社会实践相统一的价值体系,最终审视为完整意义上的大学生公民教育课程,是为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公民教育结合的实践性探索。     

“问题链”下精准微课教学探析——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手段,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福建商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团队在“问题链”下的精准微课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中,以当代大学生道德和法制教育的各类“问题”为载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一“问题链”为纽带,以“微课”为媒介串联每一专题的主要内容,能激发学生寻求答案的欲望和探索精神,突出教学重点,方便教师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从而增强教学实效。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点"、"线"、"面"的缺失与突破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精神疲软"和"话语城堡"之中,失去了原创性,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失去了对于文化之根--"元点"的追寻,在历史线索方面有所迷失,而且远离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使文艺理论与批评失去了原生的动力与活力.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