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伤到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转型中的大萧条记忆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英国带来了严重冲击，对大萧条的社会记忆也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社会。在英国从萧条走向战争及至战后重建的历史过程中，大萧条记忆的内涵与特质也因应不同的社会形势而变化。在大萧条刚进入历史之际，失业、贫困和社会撕裂场景成为大萧条公共记忆的核心特质。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话语的涤荡，大萧条记忆具有了追求团结的意识形态内涵。战后，大萧条记忆为英国各界体察社会现实提供了历史参照，其本身也超越了历史创伤，发展为英国社会上下改革与合作方面的共识。大萧条记忆内涵从集体创伤到社会共识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社会记忆与政治权力、群体认知、个体情感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其在传达特定价值意涵的同时，也从时间和结构的维度呈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图景。     

记忆的编年史: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的叙事结构论

在村上眷树的《奇鸟行状录》中,内在地潜藏着一个在代际间传承战争记忆的叙事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战争亲历者通过追忆确认了自己必须或不得不把历史记忆传达给后代的责任,而企图悬置“历史”的战后第一代在成长历程中,发现“自我”与“过去”难以割裂,战后第二代则为摆脱历史精神创伤更为自觉地重构历史。这种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指涉,既透射出战争记忆在当代日本自我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呈现了民族与战争历史情感记忆方面的复杂性。     

抗日战争历史的影像记忆--以战后中国电影为中心

以抗战为题材的电影,以其直观、形象、感性、生动的特点,在中国人对于抗战的历史记忆中起着独有的作用.在战后拍摄的抗战题材电影中,以反映战时间谍战和社会生活题材的影片为主,基本没有反映抗战军事题材的影片.其中反映抗战前后普通民众生活遭遇的社会生活题材影片,以其浓重的悲情意识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众多观众,在塑造中国人的抗战历史记忆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惨胜"是这类影片给观众留下的抗战历史记忆之定格.但是,这样的历史记忆只是抗战历史的部分而远非全部真实.我们有理由期待描写抗战历史的影片,反映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令人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并以此形成中国人作为胜利者而对抗日战争应有的更为积极、更为光明、更为全面的历史记忆.     

战时文学记忆:1937年南京陷落后的古体诗词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学迫于战时状况,急切地反映社会生活,发挥了感时伤事的纪事、抒情功能。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抗战文学将人类的战争形态记录下来,表现了特殊境遇中人的生存状态与人性特质。其中,关于南京保卫战、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文学记忆承载了历史的巨痛和民众个体的心绪,也传达了整个民族的吼声。战时的抗战诗歌多以古体诗词的面貌呈现,具有见证、伤悼、控诉或反思的内容,反映出一个民族、个体受难与抗争的历史本相或哲思。抗战时期爱国志士的旧体诗词创作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抗争不屈、团结御侮情绪,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这些诗词对于慰藉战争创伤、铭记民族耻辱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关于黄道婆的集体记忆研究

借助历史叙事、民间传说、纪念仪式、媒体宣传等方式,黄道婆这一历史人物的集体记忆得以建构并延续.深入分析各类承载黄道婆集体记忆的文本可见,自元代以降,黄道婆的社会身份呈现显著的历史时段特征,其身份的集体记忆建构受到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同时,记忆又以层累的方式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即上一时期的集体记忆往往参与到下一时段的社会建构.黄道婆的人物经历、生活际遇在史载中的不确定为其身份记忆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兼对《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历史叙事,电视剧所再现的家族记忆和个人故事,通过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达到重建社会记忆的目的。问题是电视剧的叙事者是如何利用个人想像记忆对社会集体记忆进行编码的,在编码的过程中是否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操纵,电视剧《大宅门》的叙事即投射出叙事者对于历史的记忆与编码,女性在历史中位置的缺失或变异,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深思。     

二战城市历史记忆的改写、遗忘与竞合——以广岛与南京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在1945年,部分城市的二战记忆迄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被改写,其延宕的历史记忆争夺仍在不断上演。广岛,是作为近代日本军都的“廣島”,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地“ヒロシマ”,也是战后构建的日本国际和平城市“Hiroshima”。南京,是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史忆之所,经历了二战后被遗忘与再记忆的过程。2017年南京成功入选为“国际和平城市”。鉴于此,二战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均申报了“国际和平城市”,但“和平”实旨有所背离与伪饰,呈现出当代二战历史记忆的杂糅与矛盾。与此同时,在影像传播和历史口述等领域也展开新一轮记忆竞合。只有把单个国家的二战记忆上升为世界共同记忆,从“跨入战争”的反省到“跨出战争”的实践,才能真正以城市新生促进战争和解与世界和平。     

纪录片中的集体记忆呈现及其现实意义——以“二战”题材为例

集体记忆是历史在人们记忆中的存留,它往往指向当代人对历史和现实的重建,它的呈现和保存往往依赖各种文化媒介,如影视、画作、书籍等,这些文化媒介共同维系和塑造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和感受。其中,纪录片是集体记忆的系统化、符号化呈现,为人们提供丰富和深刻的集体记忆。"二战"题材纪录片所呈现的集体记忆不断重构着当代人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主旋律电影再塑集体记忆的方式

集体记忆对于建构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前的各种经典电影文本所提供的中国革命历史镜像,是几代人头脑中有关中国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后,既有的集体记忆出现了分化或断裂,进而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离散化状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功能重要载体的主旋律电影,面临的重要任务是不仅需要重新整合集体记忆,同时也要顾及到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因此,根据当下需要进行集体记忆再塑是必要的。本文探讨了主旋律电影再塑集体记忆的几种方式,以及再塑可能带来的困惑。     

口述史中的情感与集体记忆的生成

口述史访谈中的情绪情感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身心体验,也是进入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反映了个人主体与大历史的遭逢。在访谈关系中,访谈者与亲历者之间除了意识层面的互动以外,还发生着无意识的互动过程,而这一过程以"移情—反移情"的现象反映出来,其中情绪便是一个重要指标。透过口述史访谈中的情绪情感,我们可以分析个人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过程,如此,可以揭示历史的无意识过程和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透过身心—社会—历史的视角和路径理解口述史访谈中的情感,可以进一步理解集体记忆的复杂生成机制。     

“文字叙事”建构“历史记忆”：解读日本战争文学的证言书写

证言书写是战争文学的一种特殊存在,它依靠战争亲历者对自身体验的记录和回忆,“还原”碎片化的微观战争场景。因此,它具有展示真实历史片段的“实证性”。同时,对战争的反思亦反映了书写者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在日本,根据时空转换以及创作主体的不同,我们需要关注文人与庶民在战争前线、战争大后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证言书写。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它始终没有模糊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避免让读者陷入虚构化、文本化历史的境地。证言书写记录的虽然是个人的、零碎的体验或回忆,但却是宏大的、权威历史叙事的有效补充;它虽然是民间的,但既有与官方记忆相一致,也有不同或是相反的内容,而这部分“反记忆”恰恰是证言书写的最大实践价值——对国家历史编纂学科权力的挑战。     

关于日本战后赔偿分期问题的思考

对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分期的划分差异,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历史认识与视角.学界对日本战后赔偿史分期的争议,透视出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复杂性.对日本赔偿外交时期的深入研究,能够辨明日本战争善后赔偿问题的本来面目.     

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论析

战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检举战争罪犯、搜集证据、法庭审判以及判决执行等各个环节中都有社会的积极参与。通过媒体报道、公开审判以及专题电影的公映等传播方式,审判的社会影响范围得以扩大。通过当时的报刊以及法庭的相关记录,不难体认到民众认知的诸多面相以及审判在社会层面的实际影响。审判使受害者的个体创伤记忆得以申诉并在社会广泛传播,由此产生了早期关于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集体记忆。由于国共内战以及冷战的意识形态影响,解放后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审判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早期集体记忆生成的关系被漠视或者被淡忘。     

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新面向——以中方口述资料发展为视角

中国民众是日本侵华细菌战最直接受害者,其口述材料是相关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口述材料采集过程从1950年代发端至今,主要经历三个阶段。调查者分别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取证,使事件现场与亲见亲闻者的记忆表象得以即时记录,成为书写那段历史的基础资料。在以中日民间展开对日索赔诉讼活动为代表的反战市民运动推动下,个人记忆渐渐转化成集体记忆,乃至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这也为理解中日关系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有益路径。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

50年前的那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卷入的国家和民族最多、牺牲最为惨烈的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杀。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象征，它所提供给人们的思考已经远远超出战争本身，它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史的面貌，影响到战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影响到东西方的哲学、文化和人文精神。战后，围绕着那次战争，不同国家、种族、信仰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作、论文。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十分活跃的一种学术力量和精神思潮，对法西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作了深刻地揭…     

农民战争与社会发展

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长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近年来,这两种观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本文认为农民战争是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文章分析了历史上农民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其实质是社会停滞不前,而农民战争起着扫除历史发展障碍的作用;指出农民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来自于战争的双方,认为农民战争对战后新(旧)王朝起着较大的影响,促使统治者有所革新,从而推动社会在某些方面的进步。文章着重分析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战后社会发展所起的影响。     

新世纪欧华文学中的“二战”记忆书写

作为"二战"策源地的欧洲,表现"二战"与大屠杀题材、反思战争和人性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21世纪以来,欧华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二战"记忆书写,透过长篇小说的宏观视野表现欧洲乃至人类史上的战争灾难、生命创伤和灵魂救赎主题。作品或强调以个人记忆抵抗集体遗忘的写作,或在特定历史场景中打捞战争往事,或彰显人类面对大屠杀悲剧时的爱心拯救,或呈现"活在纳粹之后"各色人等的生命图景,发掘美好的人性、爱情及和平愿景之于战争的超越力量。这些"二战"记忆书写,成为欧华作家长篇小说创作超越的一种标志。     

论集体记忆对民族历史的补充作用——以彝族服饰的虎纹意向为例

长期以来,人类学研究领域对历史文化书写的绝对客观性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讨论,认为在当下对族群历史进行实证研究时,不能忽略了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可选择性和主观性。集体记忆作为人类群体的普遍性经验,是指导集体行为的内在动力。对族群集体记忆的把握,是了解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如何使用内部观念的重要途径。借助对特殊文化符号的分析,如对彝族服饰上的虎纹图案的解读,可窥见集体记忆对族群历史文化的补充作用,即可通过对被赋予了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的阐释,发现指导族群历史建构与发展的内部经验及其有效途径。     

乱世怨女梦——战时中国作家的一种写作方式

置身于沦陷区,孤岛经验和灰烬经验成为张爱玲的深刻记忆。张爱玲通过对女性和战争的关系以及战争给小人物的生活带来的戏剧性转变来解决女性在民族战争前言说的困境,张爱玲独特的“张看”姿态反映了一个女性对战争的拒绝态度,这同样是游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写作方式,而在针脚细密的琐碎意象中,无意中为我们掀开了另一种历史。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