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自我澄清: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

启蒙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启蒙与启蒙运动不能混为一谈。启蒙不是先知先觉者对后知后觉者的开启鸿蒙,而是人们对运用理性的共同提示。启蒙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划分出了界限,但并不是将相关的两者切割开来而已。启蒙筹划的是在人为自己立法的总体处境下,人类如何面对启蒙的生存状态,谋划确切了解世界、有效改造社会的事业。就此而言,启蒙具有恒久的价值。对中国而言,启蒙是转型中国必予重视的基本精神,它既有利于推动中国人面对现实,也有助于中国人应接现代转型的任务,促使中国走出发展困境。     

黑格尔的秘密与解构--从黑格尔对本体论证明祛魅与神化谈起

如果仅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视界,黑格尔对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与继承可谓是使其失魔祛魅.但是,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站在现当代哲学的视界看,它则恰恰意味着神化.对此问题的考察不仅呈现出黑格尔哲学秘密及与神学的微妙勾连,更是显露出现当代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差异之所在.     

天、地、人与道——中国传统哲学和谐思想探源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地、人与道这四者的关系,从天、地、人与道四者统一的探寻中,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天人和谐特色的最初端倪。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技术、知识与人的解放——斯蒂格勒技术思想解读

缺乏动力因使得技术长期处于哲学视野的边缘.海德格尔将人纳入技术的座架之中,从存在论层面为技术探寻动力因,将技术的本质理解为解蔽.斯蒂格勒认为这种解蔽式的理解看似赋予技术以开显其主体性的动力,实则混淆了动力因与目的因,使技术概念难以得到清晰界定.他结合古希腊神话寓意重新阐发技术的内涵,认为技术与人同源共生,技术是对作为"...     

生命整体意识和"天、地、人"观念--从世界华文文学谈20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学的历史整合

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生命整体.在众多的描述世界华文文学历史的方法中,"天、地、人"的思想较合适."天"主要指文学现象的时间性,"地"主要指文学现象的地域性,"人"包括审美主体(作者、编者、读者)和作品人物."天、地、人"观念具有的多层次性,最足以容纳20世纪华文(汉语)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呈现其生活的整体性,也能突破中国内地、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历史转型和现实社会体制的差异给文学史整合带来的难题."五四"前后、40年代前后、70年代前后、90年代前后,构成了百年华文文学发展的四个时期.描述清楚这四个时期的历史起伏,足以呈现20世纪至今的民族新文学的全貌.     

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物身、心物关系论述中所体现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之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论、邵雍的"体用交"论揭示的正是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而程颐的"理由心上得"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至于张我的"内外舍"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做出了统一性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