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中的辩证思维

佛学是一个智慧宝库,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原始佛学是佛学的母体,原始佛学理论中的因果论和“迁流”观,蕴含着辩证思维的内容,对后世佛学影响极大;中观佛学是佛学的集大成者,其核心思想空观论、八不说和二谛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思辨性很强;中国佛学以“法界缘起”说和“顿悟”说为代表,它们继承了印度佛学善于思辩的传统,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     

论早期中国化佛学"空"论对道家“有无”观的扬弃与超越

“空”论是佛学的核心,中国化佛学的“空”论,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与中国原有的各种思想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正在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道家“有无”观,被佛学吸收和改造,成为超越印度原始佛学的中国化佛学“空”论的重要思想要素。这一复杂的融合过程在早期即经历了第一轮的求同——寻异——会通,格义与六家七宗、鸠摩罗什、僧肇分别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周作人文化性格的佛学底蕴

以释补儒,以佛学作为对儒家思想纠偏补缺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构成周作人基于中西文化融贯之上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小乘缘起论为周作人提供了消解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周作人反思想统制的个性主义。佛学以觉为本的立教思想启发了周作人的启蒙思路,形成他以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为本的人道主义特征。从佛学心性理论入手重视自身人格意志修养,是周作人以释补儒格局治佛的又一途径,其中佛学“空观”理论与“忍”的精神帮助周作人强化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别值得注意。佛学通过消解、补充儒学而进入周作人的文化性格,从而赋予其厚重的佛学意蕴。     

湖湘学派对佛学的批判和吸收

湖湘学派主要从四个方面批判佛学：一是批判佛教视天地万物为“空幻”的思想,二是批判佛教“万法皆心”的思想,三是批判佛学心与理分离的思想,四是批判佛教的禁欲主义。与此同时,湖湘学派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他们虽然批判佛教,却与寺僧来往密切。“性本论”是胡宏在《知言》一书中重点阐述的思想,也是胡氏父子以及湖湘学派哲学思想的基石,这个思想基石也与佛教有复杂的关联。     

以佛学禅见释“意境”

佛学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概念有密切关系,“意境”一词本就源自佛学,如从“净土境界”、“诸天种种境界”、“了知境界,如幻如梦”等佛家用语中,即可觅见这种关系的踪迹。但佛学、进而是禅学,与“意境”理论究竟有何内在的联系?抑或应怎样准确理解“意境”?这是大可探讨的论题。分析解释“意境”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是从古典文论或诗论引发而来,结合作品扣幽探微,得出的大致是:“情景交融”、“物我两忘、” “主客体统一”等看法。然而,“情景交融”实为极一般的现象,中西方各门艺术中     

虚空出生色相——从"极微法"理论看金圣叹小说评点的佛学立场

佛学是金圣叹诠释“才子书”的重要思想依据。本文试图通过对极微法的分析来透视金评中的佛学色彩,指出极微法的根本特点在于“色”与“空”、“有”与“无”的统一,并以此为原则去解读金评中一些基本的文法理论,由此反映出金圣叹小说评点背后的思维方式及哲学意蕴。     

近代杨文会的佛学教育及其现代启示

杨文会被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晚清国势衰微,杨文会提出以佛学教育振兴佛教,拯救人心,进而振兴中国。他主张佛学人才必须具备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精神,通过兴办佛学学堂、刻印流通佛经、建立佛学研究会等教育实践培养佛学人才。杨文会的佛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思想文化革新、人才综合素质培养、文化强国缔造、教育条件及教育方法等方面为现代教育提供了有益启示。     

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槃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浅谈佛学与理学的主客体论

佛教心法说与理学心物论是中国哲学史上自觉探讨主客体问题的西种学说。两者的观点呈现出同异交错,相互影响的情势。其同异性表现为:在主客体特性问题上,二者均以“心”为主体,都肯定了主体的灵明能思性;但理学之“心”具有先天道德意识,它认“物”为“实”,佛学之“心”则具宗教人格色彩,它认“法”为“虚”。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二者都肯定主客体本质的同一性,都断定主客体之间的派生与被派生性;但在主体如何派生客体的问题上,理学在其间引入了“气”这一中介环节,佛学则是直接以“心”造“法”。佛学与理学的主客体论之间又是相互影响与渗透的。     

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其小说观之关系

对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思想及其小说观,学界都多有论述,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指出其佛学思想与其小说观的关系。细读梁启超两篇小说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告小说家,》发现梁启超的小说观与他的“应用佛学”关系紧密。梁启超运用他心目中的佛学宗旨、思维、术语来比附解释他心目中的新小说宗旨、特征、作用。梁启超以佛学论小说来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具有强烈的功用色彩。     

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看“白骨观”的影响与作用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故事已经深入人心，“风月宝鉴”就是借用了佛学白骨观的思想，它源自佛学思想，而作为佛学经典的《俱舍论》，则十分形象地传达了“风月宝鉴”里面蕴含的深刻的思想。《俱舍论》第六品详细介绍了“白骨观”(《俱舍论》用的是“骨锁观”)的修法和作用，专门用来对治各类贪欲的方法。今天，这种方法对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吕澂与熊十力的“性寂”“性觉”之辩

吕澂与熊十力之间的“性寂”“性觉”之争被称为“辩佛学根本问题”,实际上,二人所理解的“性寂”与“性觉”并不分别符合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心性本净说”的本义。通过对比吕、熊的“寂”“觉”之争与朱陆之争,可知吕澂的“性寂”与朱熹的“性即理”、熊十力的“性觉”与陆九渊的“心即理”具有思路上的一致性,由此牵扯到的为学功夫上的“革新”“返本”之争亦与朱、陆的“格物”“明心”之争极为相似。因此,吕、熊之间的“寂”“觉”之争,并非是在争论佛学根本问题,而只是披着佛学的外衣在争论宋明理学的根本问题,其实质是朱陆之争的继续。     

不同文化理想中的佛学价值取向——试论鲁迅与梁启超的佛学观及其本质差异

在近代的佛学热当中,“先进的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将文化建构的思考聚焦在佛学资源的发掘上,力图将佛学有关人生终极关怀的学说,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新文化的建构元素,但基于不同的文化理想,鲁迅与梁启超对于佛学的价值取向,则表现出了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典型地反映出近代中国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建构理想和价值择取导向。     

近代佛学思想家杨文会

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杰出的思想家都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研究近代佛学和它的著名代表人物,应当是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佛教的中兴之祖”的杨文会,就曾经对晚清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晚清所谓新学家,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所以,了解杨文会的事迹和他的佛学思想,对剖析当时思想界的变化,无疑是有益的。     

王船山诗学概念"现量"探析

王夫之抛弃了“现量”的佛学基本立场,将＂现量＂纯粹作为认识活动中的心理活动状态,使“现量”概念更具有普遍性,并指出了现量的时空性、瞬时性、如实性。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将“现量”一词引入他的诗学中,加以改造,成为他诗学中的核心概念。王夫之剥离“现量”的佛学立场,将其引入诗学,对后人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周作人与佛学文化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２０年代初道路再择引发的思想混乱,佛学“众生平等”的普亲观对他产生了更强的冲击,由此强化了他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人道情怀。而真正显示周作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是在于他接受佛学主要用于人格意志与思维方式两方面的建设。原始佛教缘起性空论强化了周作人反权威偶像的人格精神,帮助他摆脱黄金时代终将到来的盲目情绪;而佛学“空有不二”的思想则有力促进他辩证思维的形成,从而使他避免了简单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桎梏。     

龚自珍与佛学

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与佛学结缘颇深,自称“佛弟子”,曾受菩萨戒,“学佛名曰邬波索迦”。对他何时开始学佛,佛学对他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对比作一些探讨。     

论佛学大乘“空”之中观论与二谛的意义

“四大皆空”是佛教的标识。“四大”怎么就是“空”,不重要 ;色空是何关系 ,可以不甚了了 ,但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只要达到“空”了 ,就是佛教徒了。关于佛学大乘空观理论的基础、龙树中观论、二谛的学说 ,历来寡见全面释论。中观论 ,即世界观 ,其出发点在于离有离空 ,辨析假有真空 ,得到中道 ;二谛 ,即方法论 ,辩证阐释世俗与第一义这二谛的因明关系 ,更为了方便众生悟、觉。以此使有 ,因空而得以延续、升华 ;以此使空 ,因有而不虚妄 ,成为正道。有即空的载体 ,空是有的抽象 ;辩证二者 ,“缘生性空”,这就是佛学大乘“空”的根本之所在 ,也就是龙树之“中”:名相为中观论 ,其思想体系即为中观学派。认知佛学大乘“空”的真谛 ,必须认知龙树的中观论、二谛 ,因为正是其内涵构成了大乘空的底蕴。“空”的证明 ,必须以龙树的中观论与二谛为基础 ,因缘生法、轮回渐进地辨识物质与精神相互交替、亦真亦幻的现象 ,这就是佛学“空”真谛的特殊性。这种思维方式尤其对于中国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实为重要。     

传统的转型：近代佛学的现实关照

近代,东西文化交汇,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西方文化相匹敌的思想,正因如此,基于佛学关照现实社会,回应时代问题,成为章太炎、谭嗣同、杨度等人探究佛学的目的。章太炎提出“佛法不圆满”的观点,旨在调和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试图说明佛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还提出“和合佛与老庄是救时应务第一良法”的观点,强调“平等”“自尊”理念,是对中西碰撞处于弱势的中国的一种呼喊。谭嗣同对佛学的理论探究,同样根源于他救亡图存的现实关照,着力发挥了佛教思想中“变”“平等”的理念,并与“心力”联系起来,以此来强调主体的能动力量;并提出“中国之亡于静”的观点,指向守旧而意图革新,他认为佛教就含有革新的力量。作为政客,杨度佛学思想中最具现实关照的观点是“无我宗”,从禅宗理论出发融摄性、相两宗,并时刻以时代流行之科学理念考察、反思,批判佛教本身所具有的不符合科学之理论,包括灵魂轮转、地狱、神通、男女之欲的戒律等。正因三人对佛学的讨论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并非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所以,他们对佛教思想理论的解读,与佛教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但是,当他们在佛学中寻找能与西方先进文化相匹敌的思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