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梵夹装藏文写经考录(上)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经351件,其中T0001-T0032为卷式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T0033-T0351为梵夹式藏文写经<十万颂般若经>.目前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较汉文文献研究薄弱,但敦煌藏文文献在藏学和敦煌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有鉴于此,笔者在刊发32件卷式藏文写经的基础上,又整理研究了另外的319件梵夹式藏文写经.从写经的流传、问世年代到每件写经的题名、首题尾题、外观、杂写等都作了详细的考录,希望对学术界有所裨益.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梵夹装藏文写经考录(下)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经351件,其中T0001-T0032为卷式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T0033-T0351为梵夹式藏文写经<十万颂般若经>.目前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较汉文文献研究薄弱,但敦煌藏文文献在藏学和敦煌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有鉴于此,笔者在刊发32件卷式藏文写经的基础上,又整理研究了另外的319件梵夹式藏文写经.从写经的流传、问世年代到每件写经的题名、首题尾题、外观、杂写等都作了详细的考录,希望对学术界有所裨益.     

对最新发现古格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初步认识

2020—2021年,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皮央村的考古调查工作中,意外发现了一处古格时期的藏经洞,出土了一批罕见的珍贵文献。这批文献体量巨大,总数为8万6千多张,计17万多叶。经过前期研究,调查组发现这批文献是修正、补充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珍贵资料,与敦煌藏经洞出土古藏文文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吐蕃敦煌抄经流程一脉相承;这批珍贵文献对研究古格历史,特别是藏传佛教历史有着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古格藏经洞出土元代中央政府下发给古格的诏令抄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再一次用文献资料证实了西藏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P.T.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再探

P. T. 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是研究吐蕃末代赞普达磨和王子微松生卒年，以及吐蕃写经制度方面非常珍贵的历史史料。前人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所公认，但仍存在录入不规范、错录或漏录、汉译不准确等问题，给后进古藏文文献研究者带来困扰，故而对其进行重新识别、勘正、整理、重译，可促进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良性互动和发展。     

关于敦煌本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解读

英国大英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略本,说明在吐蕃时期,藏文《心经》的流传是广本与略本并存的,并且该文本受到汉传佛教与藏佛教的重叠影响,别具自身特色,非常具有研究价值,从某个侧面说明了9世纪敦煌地区汉、藏文化的深入交流与相互影响。     

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编号从新0413号至新0621号,共209号,标题均为“tse-dpag-du-rayed-pa-zhes-bya-bavi-thag-pa-chen-povi-mdo”(大乘无量寿经)。据《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尚林、方广锠、荣新江著)一文所载,这些经卷的来源如下:本世纪初,日本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世宗主大谷光瑞曾三次派出中亚探险队,收集了新疆、甘肃等地出土的大批文物和文献。这些写卷运回日本后,曾于1914年8月在神户郊外的大谷光瑞别墅里,举办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评介

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和我们见面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包括藏于法国巴黎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6、1287、1288号和藏于英国伦敦的I.O.750号及B.M.8212(187)号,是记录吐蕃时代社会历史风貌的珍贵文献。该书初版出版于1980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给吐蕃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信实可靠的新鲜史料,将吐蕃史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这批第一手的史料     

敦煌古藏文拼写的南语卷文的释读问题

本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先后从我国敦煌劫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英国的这部分敦煌遗书现藏于伦敦联邦关系部图书馆。法国的部分则收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其中除有大量的汉文文献外,还有若干民族文字,如怯庐文(kharosthi)、回纥文和藏文的写卷。这批藏文文献都是吐蕃时期的遗物,英、法两处的合在一起多达五千卷左右。令人瞩目的是那个长达398行、卷首和第394页以下略有残缺的卷子,它虽说是用古藏文拼写的,但尚未确知是古代哪个部族的语言。英国牛津大学的托玛斯(F.w.Thomas)教授曾写出一本长达400多页的专著,把这个藏文手卷影印发表,并用拉丁字     

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文书(下卷)初步解读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书涉及历史、宗教、法律、文学、经济、历算、占卜、谚语、译文、词典等,唯独从未发现沿革意义上军事文书。去年《中国藏学》第3期发表了2013年在拉萨最新发现的一份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写卷的部分内容,本文将介绍该写卷的余下部分,目的在于为学界提供一件较为完整,而且极有价值的吐蕃兵律史料。文章对写卷涉及的一些吐蕃兵法律例的解读仅为初步、粗浅,仅为抛砖引玉。     

敦煌古藏文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释读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从汉文译成藏文的文献,《孔子项托相问书》便是其中之一。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进行了释读,并与敦煌汉文文献中的相关卷号进行了对比研究。并认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汉译藏文文献的存在表明汉藏民族问文化交流的多元与频繁。     

高粱黑穗病抵抗性研究

采用人工土壤接菌方法分别接种２０个品种，１５个杂交种，４５个杂交种亲本。结果表明：不同血缘、不同用途、不同栽培技术高粱抗病性不同。大多数有国外血缘的、饲用的、栽培措施合理的高粱抗病性强，是高粱育种的研究方向。     

汉文译著：回儒对话历史与现实的文本资源

文明对话的基础是对其他文明的平等、宽容、广泛的理解和研究态度。但从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探讨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困局,“师夷长技以制夷“,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头等大事,因此,大家的眼睛始终盯着希腊-罗马传统的欧美文明,急于理解和研究他们。长此以往,也就自然而然地忽略了、甚至拒绝理解其他非西方文明。综观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史,我们发现除了个别大家鸿儒,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不懂伊斯兰文明、不懂印度文明,更不懂那些较小的文明。他们不屑于了解这些文明。他们对这些文明的傲慢态度不亚于某些西方人士。所以,作为泱泱文明大国,积极加入到世界文明对话的时代潮流中,对世界各个大系文明与亚文明展开深入广泛地研究和探讨,     

传承、更新与借助：对藏族“戎亢”的解读——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麻当乡为例

甘南藏族自治州霍尔藏部落普遍存在一种特有的民间社区制度"戎亢"。它是当地藏族群众开展日常宗教活动的辅助地点,也是节日庆典娱乐的场所,更是解决社区纠纷的中心。本文通过对"戎亢"运作模式的透视,分析其性质和功能,探讨这一少数民族民间社区制度所承载的现实意义及其发展趋势。     

略论纳西族饮食习俗的文化意蕴

本文从东巴古籍记载的饮食习俗和当代的延续、饮食禁忌与民间信仰的关系、食品祭祀和相关的水土观念、纳西族饮食中的民族文化融合以及饮食烹饪习俗中的社会性别和长幼观念五个方面探讨了纳西族饮食习俗的文化意蕴.纳西族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纳西族的饮食文化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较大的变迁.其从古相沿的饮食文化,吸收了其他民族的饮食文化精华,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创新,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浅析唐卡绘画艺术的意境美

绘画唐卡是唐卡艺术形式中流行最广,也是最为常见的形式.线条和色彩的有机组合和奇妙变化使绘画唐卡呈现出无尽的审美意境.文章从唐卡动静交叠的形象特征、虚实相生的结构手法、情景交融的体验方式来看唐卡绘画艺术的意境关.     

敦煌本藏文算书九九表再探

敦煌文献中已鉴别出4种藏文九九表,其中,P.t.1256是由藏文字母拼写的汉文“小九九”表,ITJ764、P.t.1070和B59:10是藏文九九表,包括了不同编排形式的“小九九”表和“大九九”表。ITJ764尾题人名“■”,为藏文九九表溯源和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对这4篇写本做转录,对残缺的内容做推拟还原,并给出译文和评析,初步结论是:敦煌藏文九九表有大、小两类4种,与汉文“小九九”表作用一致,编排方式有别,藏文九九表抄写者和使用者并不限于藏族。这些藏文算学文献实物,为研究藏族科技史和汉藏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论《福乐智慧》中的“梅禄”、“可汗”和“于都斤”的名称

《福乐智慧》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喀喇汗王朝的古都喀什噶尔完成并献给当时的喀什噶尔执政者桃花石·布格拉汗的一部经典之作,内容涉及喀喇汗王朝政治、法律、伦理、哲学、文化、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宗教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维吾尔族的一部史诗。时至今日,《福乐智慧》中仍有未探析的问题。本文从史学的角度对《福乐智慧》中出现的"梅禄"、"可汗"和"于都斤"等名称进行了探讨。     

敦煌文献“右行”考述——兼与杨森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文献的书写格式以左行书写为主流,但在不同的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也产生了一些右行书写的特例。敦煌文献中右行书写格式集中出现在吐蕃和归义军统治时期,它是在敦煌民族融合的多元文化背景下,主要受到藏文书写顺序的影响而产生的,部分也受到了追求平衡对称的审美心理的影响。     

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兼谈回儒对话的价值与意义

马福祥（1876-1932）,字云亭,回族,甘肃临夏人,与其侄马鸿宾、子马鸿逵执政宁夏长达37年之久,先后出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边、航空督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曾得到西北回族军人拥戴,以西北回民领袖身份自居。马福祥一生饱读经书,崇尚儒家文化,同时非常关心回族文化教育事业,为消除清代在回汉民族间造成的创伤及隔阂,提倡回儒对话,成绩显著,成为现代社会著名回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