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西藏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以M县Y村为例

文章通过对西藏M县Y村的个案研究,认为西藏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有效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然而,由于特殊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恶劣的自然条件,西藏乡村治理现代化还存在提升的空间,只有进一步深化基层干部的社会治理理论学习,加快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孵化培育社区自组织,建立起多主体参与的完善的为民服务体系,才能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新格局,切实提升边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结合”的实践与发展——以广西乡村治理为例

经过对乡村治理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发现虽然广西各村对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能力、村民自治能力、乡村法治成果的发展维护以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仍然存在着乡村自治能力不足、乡村法治环境和体系有待建设、文化自觉与德治的引领作用仍有欠缺以及“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成熟四大问题。针对这四大问题,要提升乡村自治动力,创新乡村自治机制,坚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转向农村社区等;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培育乡村法治文化,包括加强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建设适合农村基层法治服务体系等;充分发挥乡村德治功能,营造良好乡村德治环境;完善新时代民族地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利益网络治理研究——以桂滇黔地区为例

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资源丰厚且价值多元,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资源,其利益网络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全面实现的重要环节。笔者对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治理的逻辑演进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其利益网络构成要素及治理存在问题,并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提出改善建议。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利益网络凝聚性不高、中介角色缺失及等级性显著的特征突出;治理主体间联系不够紧密,赛事治理沟通不畅等问题明显,需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搭建协同治理渠道、建立民众自治平台着手,以助力组织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西藏乡村经济转型的目标与基本路径

西藏自治区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西藏乡村经济在西藏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推动西藏乡村经济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全面建设西藏新农村,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文章以当前西藏乡村经济的环境和现状为立足点,着重研究西藏乡村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与基本路径,提出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西藏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建议。     

“社会”视角下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乡村社会。新疆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存在"流动困境""公共性困境""治理主体的结构困境"以及"治理创新的困境"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来自乡村社会本身。因此,本文立足于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现实基础,针对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出在保持社会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创造社会外部链接,实现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发展社会组织、畅通社会力量参与途径,同时面对特殊又复杂的社会环境要在党的强领导和政府的强作为下多方参与,稳步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实现。     

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探讨——拉萨市调研报告

如何应对城市中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城市发展中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拉萨作为西藏的中心城市,是边疆民族地区第一批实行网格化管理的试点城市,率先探索了多民族城市的社会治理问题,对我国其他城市开展多民族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拉萨市结合当地实际,采用了网格化管理,确定了以实现城镇(社区)管理由被动管理型向主动服务型转变、由粗放定性型向细化定量型转变、由单一封闭管理向多元开放互动管理转变、由临时突击型向长效管理型转变、由"小城管"到"大城管"转变等的工作思路。拉萨市实行网格化管理适合拉萨的市情民情,不但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经济发展。     

西藏乡村的出路:经营乡村

西藏乡村是中国区域社会最边远的一角。城市化如何化及乡村,乡村以何种方式和姿态融入开放社会,这是西藏发展面临的考验。本文认为,西藏乡村仍将在城市化中存在,乡村发展与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调动城市与乡村两个积极性,内含乡村发展的城市化更符合西藏迈向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体利益。经营乡村是西藏乡村建设的新方向。以经营的理念去认识、发现西藏乡村资源,在开放市场中激活乡村资源,使西藏乡村在加强建设的同时,更充分地实现乡村资源价值,这就是西藏乡村的出路——走向繁荣的现代化之路。     

从“失落”的村民自治迈向有效的协同共治——基于金华市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分析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发展,农村居民需求日益多样,人口流动频繁,农村利益格局更加复杂,村民自治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调查发现,浙江省金华市立足农村实际,主动探索改进基层治理方式,走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创新路径。为了适应农村转型发展,破解由村民自治的困境,必须秉承“善治”理念,明确多元治理主体职责及协同互动,理顺乡村治理体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     

农牧民增收与西藏反贫困攻坚的基础：乡村建设

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中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究其根源 ,自然地理所导致的发展环境约束是最基础的原因。因此 ,尽管 5 0年来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但西藏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仍十分薄弱 ,乡村呈现出整体的相对贫困状态。本文认为西藏农牧民增收与反贫困攻坚的基础 ,归根到底就是乡村建设。西藏的贫困现象是一种综合性状态 ,对西藏贫困现象的治理也必须有一种综合、整体的系统思想。乡村建设正是从乡村农牧民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和行为方式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从基础性和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扶贫行动和扶贫资源的配置 ,把扶贫行动与乡村社区建设有效地结合起来 ,体现新阶段反贫困的深化和系统化 ,使西藏 2 1世纪的扶贫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习惯法在乡村治理中的法治功能探讨

习惯法是一个具有确定含义的法律概念,少数民族权利是支撑习惯法的核心内容,国家现行立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持支持态度。习惯法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本土法治资源,是传统乡土社会构建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纽带,也是乡村社会治理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必须坚持习惯法的基本法则,凸显习惯法在乡村矛盾纠纷处理中的基本功能,彰显习惯法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必须依据《民法总则》订立和修改习惯法,制定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型村规民约,国家法的施行应当与习惯法相得益彰。     

转型时期藏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以热贡十二族社区为例

社会转型时期藏区社会既存在着利益分配、政治参与、发展诉求等问题,也存在着自身的发展选择问题。本文通过对热贡十二族社区的实地调查,分析了藏区传统社区的产生、演变,以及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并阐释了社区治理的价值与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藏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问题提出了基层县乡村与传统社区协同治理的建议。     

多元一体与西藏乡村现代化——陈波《生活在香巴拉》评述

当前学界正在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但大多讨论都有意无意忽略了"多元一体"背后的现代化内涵。本文以陈波《生活在香巴拉》一书为中心对西藏乡村现代化进行了探讨,指出藏族乡村现代化要考虑到国家现代化与当地文化逻辑现代化的双重面相,并且要在借鉴大小传统理论及东南亚佛教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对现代化两种面相的同时观照,这是"多元一体"的应有之义。     

论政治发展中推进西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当前政治学界颇受关注的新的政治分析路径,国家治理的理论视域被普遍引入复杂社会和多元利益格局下的政治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分析建国以来西藏地区政治发展的历程和规律,阐述其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政治建设的内涵与动力。重点从西藏政治发展的权力主体、过程、目标等方面探讨当前西藏地区发展与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现实意义,进一步考量了推进西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式方法。     

地域文化网络与乡村社会治理——基于黔东南西江苗寨的考察

黔东南苗岭山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区域，乡村地域文化特征明显。这一区域苗寨“方老”，苗语称为“lul fangb”，是指鼓藏头、榔头、寨老、歌师、活路头等。相对那些告老还乡的乡贤，苗寨“方老”生于斯长于斯，没有在外做官的经历，村民对他们的信任主要来自其本人代行村民自治中的公共服务行为以及个人德行修为。西江苗寨是这一区域最大的传统村落，也是著名乡村旅游景区。西江苗寨通过“方老”权威在场，使苗寨榔规、古歌、节庆、生态观念、防火习俗等传统文化得以有效整合，功能得到适恰发挥，重塑了村落社会秩序，成为事实上的治理机制。这种治理机制极具本土性和在地化的特点，人们易于接受，对于习化乡风、敦化民风、讲信修睦、协和乡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考察西江苗寨社会治理的文化网络可以看到，乡村振兴视野中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不仅仅是观光旅游的看点，更是乡村社会治理政府与民间共治、降低治理成本、推动治理创新、增强治理实效的内生资源和内在动力。     

民族互嵌视域下西藏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与推进策略

西藏社区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维护社会安定的基层空间与关键场域,有其自身的文化特质、运行机理和治理逻辑,是透视整体社会运行的重要切口。随着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多民族杂居社区不断增多,这既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活动空间,也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平台。民族互嵌本质上是不同民族行为思想体系与社会结构系统的集合体,深入分析民族互嵌视域下西藏社区的格局样态、治理经验及推进路径,既回应了西藏社区治理实践创新与现代化转型的情境要求,也有助于促进多元文化在社区中融合发展,达成场域稳定、精神共享的状态,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     

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对河北省三个民族乡镇的民族志考察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共享发展成果是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重要保障。在实践层面上,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公司、当地居民、民间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因各自在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中追求的主要利益不尽相同而采取不同的手段。对河北省两个民族自治县的三个民族乡镇的研究表明,促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旅游产业振兴,提升多元主体对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事务的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规约各方参与行为的同时兼顾其正当利益。     

块数据背景下西藏城市社区的多元立体治理路径

块数据,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基于块数据对人、事、物所在的各行业或领域的海量数据融合,逐渐被应用到城市社区治理中。西藏自治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安全屏障,基层社区的安全稳定关系到整体国家安全。立足当前西藏城市社区构建的“三级平台、四级管理”网格化治理平台,西藏自治区城市社区施行了基于空间地理、社会个体、政府、企业块数据融合的多元化、立体化治理。     

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及在四川藏区的实践应用

习近平关于贫困治理的系列重要论述承载着丰富的理论意蕴：其一,改革创新是贫困治理的长效保障;其二,人民群众是贫困治理的基石和源泉;其三,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路径。本文立足于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构建了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有效对接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四川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在后精准脱贫阶段,进一步增强四川藏区扶贫实效,需要创新集聚启动机制、完善瞄准定位机制、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监测调控机制、探索益贫发展机制、构建应急机制。     

党建引领的社会工作参与西藏社区治理探索——以林芝市G街道为例

党建引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性要求,也是加强党的领导在社会治理中的实践过程,从而达到善治的目标。社会工作如何在党建引领下全面参与西藏社区治理,以及其又有何特点,需要我们回到实践的场域中寻找答案。林芝市G街道社工站尝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相结合,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受此实践的启发,我们提出党建引领社会工作参与西藏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路径:党建引领框架中通过“一体化”的工作方式和“地方化”的治理路径,找寻“现代化”的治理思路。发挥党建引领的主心骨作用,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因地制宜为社区赋权,能够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实现社区治理的专业化和现代化,也是推进西藏社会工作本地化的务实策略。     

社会治理新模式：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无讼村屯治理模式是在无讼文化回归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多重治理政策合力作用下产生。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将无讼文化、基层治理、民族团结这三个分别具有传统属性、现代属性、民族属性的概念有机结合,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靠尝试。融合少数民族元素从主体、布局、方略、考核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探究极具文化特色无讼民族村屯的建设实践,挖掘无讼民族村屯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剖析阻碍无讼民族村屯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本原因,明晰无讼民族村屯建设中主体定位偏差、纠纷解决机制局限性以及“三治”元素缺失的建设生态。针对其建设生态,直面少数民族乡村基层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建设者宜构筑一核多元、调解高效、“三治”元素与民族元素相融合的少数民族无讼村屯治理模式,以真正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多重政策要求,从而有力推动少数民族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